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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八千子弟俱散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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吧。”寄人篱下,小楼只好识趣地走了。

    幸好全港九的人都在追看这热闹缤纷的伟大节日,所以小楼走前一点,又在一间凉茶铺前驻足,与一大群好事之徒仔细追认。是她了,就是她!“四人帮”这审讯特辑,许是一九八一年全港收视率最高之电视节目了。江青,举世瞩目,昂首上庭,她说:“革命是一个阶级试图推翻另一个阶级而采用的暴力。”她说:“我,与毛主席共患难,战争时,在前线,惟一留在他身边的女同志,三十八年整,你们都躲到哪里去啦?”她说:“我只有一个头,拿去吧!”她说:“我是毛主席的一条狗,他叫我咬谁,我就咬谁!”她说:“记不起!”她说:“不知道!什么都不知道!”这戏明显地经过彩排剪辑。江青受审的时候是六十六岁。一般六十六岁的老人,若不是因为她,和她背后的伟人,应该含饴弄孙静享晚年,不过,如今

    但香港人,隔了一个海,并无切肤之痛,只见老妇人火爆,都鼓起掌来。

    “哗!这婆娘好凶!”

    “喂,给你作老婆你敢不敢要?”

    “谢谢!你慢用!”

    小楼落寞地,退出场子。尘满面鬓如霜,他也是六十多的老人了。

    一辆“回厂”的电车,驶过小楼身畔。

    小楼倾尽所有,竭尽所能逃来香港。最初他便是在电车公司上班。劳改令他的身子粗壮,可以捱更抵夜。

    在这美丽的香港,华灯初上,电车悠悠地自上环驶向跑马地。叮铃的响声,寂寞的夜,车轨一望无际,人和车都不敢逾越。

    “回厂”的电车到了总站,换往另一路轨行驶时,需用长竹竿吧电缆从这头驳过那头。扎着马步,持着长竿的,是垂垂老矣的末路霸王。是的,当年曾踏开四平大马的霸王。可是他勉强支撑,有点抖,来回了数番,终于才亮了灯,车才叮叮地开走。由一条路轨,转至别一条路轨。

    直至更老了。他又失去了工作。

    如今他赖以过活的,是他以前驾驶电车的同事,儿子申请到廉租屋,自己的一层物业隐瞒不报,在未处置之前,找小楼看屋,给他一点钱。小楼申请到公共援助,又把这情况隐瞒不报,于是他每月得到六百多元。如果一旦被揭发有外快,社会福利署便会取消他的援助金了。他有点看不起自己。

    但营营役役的小市民,便是靠一些卑微鄙俗的伎俩,好骗政府少许补助。像穴居的虫儿,偶尔把头伸出来,马上缩回去;不缩回去,连穴也没有。而香港,正是一个穷和窄的地方,穷和窄,都是自“穴”字开始。

    小楼踱回他的巢穴。那是在天乐里附近。他喜欢“天乐里”他记得,刚解放那年,他与蝶衣粉墨登场,在天桥,天乐戏院。大张的戏报,大红底,洒着碎金点,书了斗大的霸王别姬。天桥,变戏法,说书场,大力丸,拉洋片,混沌,豆汁,小枣粽子,吹糖人,茶馆但小楼,自一九六六年起,嗓子打坏了,从此没再唱过半句戏。见到天乐两个字,只傻呼呼的笑了。多亲切。

    楼下还有警察抽查身分证。刚查看完一个飞型青年,便把他唤住:

    “阿伯,身分证。”

    小楼赶忙掏出来,恭敬珍重地递上。他指点着:

    “阿sir,我是绿印的!”

    一九八二年开始,香港政府为遏止偷渡热潮,实施“即捕即解”法令。小楼的“绿印”令他与别不同,胸有成竹。他来得够早,那时,只要一逃进市中心,就重生了。他比其他人,幸福安全得多。

    “上海佬!”

    一个小胖子敲铁闸,小楼过去开闸,让他进来。小胖子才读四年级,他喜欢过来隔壁这个老伯的空屋中玩龟。

    今天不见了那龟。

    小胖子问:“上海佬,龟呢?”

    “我不是上海佬,”小楼用半咸淡的广东话强调:“我讲过很多遍,我是北京来的!”

    他很奇怪:“那有什么不同?”

    小楼无法解释,他有他的骄傲:“我是北京人!不是上海人!”

    “龟呢?”

    他环视小楼的空屋。一张枯藤椅,一张木板床,床脚断了一截,却没有倒塌,啊!原来小楼捉了那只龟,垫着床脚,它硬朗而又沉默地顶着,活着,支撑着整张床。

    龟旁有一小碟饭和水。

    “有没有搞错?”小胖子大叫:“它会死的!”

    他懒得同小孩谈论生死。本身没有文化,但文化大革命他惯见生死。在他自北方下放至南边时,五百多人被折磨掉二百多,一天之间,传染病死去三十人。不停的斗争,目睹有人双腿被锯断,满口牙齿被打落,生不如死,死不如死得早。往上推吧,小楼想,北洋,民国,日治,国共内战,解放,土改,抗美援朝,三反,五反,整风,反右,三年自然灾害到了文革,中国死了多少人?中国人是世上最蠢,最苦,又最缘悭福薄的民族。蠢!总是不知就里地,自己的骷髅便成了王者宝座的垫脚石——但不要紧,小孩一个个被生下来,时间无边无涯,生命川流不息。死了一亿算什么?荒废了十年算什么?小楼面对小孩鲜嫩的岁月,他很得意,他快死了,但毕竟还没死。

    “很闷呀,没好玩的,我走了。”连小孩也跑掉。

    还是香港的小孩幸福。下列望着这个无礼但又活泼的小胖子。他懂什么政治?

    如果他在北京听说打倒四人帮之后,北京的小学生被教育着,上体育课,是用石块扔掷一些稻草人,上面画着江青的像。小孩扔掷得很兴奋——但“万一”江青若干年后被“平反”了,这些小孩,岂非又做“错”了?

    大人都喜欢假借小孩的力量来泄愤。这是新中国的教育方针。香港小孩幸福多了。小胖子高兴的时候,来教小楼玩一种电子游戏机,是一个傻瓜千方百计要走入一间屋子内,在投奔的过程中,高空扔下水桶,木锤,锯等杂物,中了头颅,他就一命呜呼。但有三次“死”的机会——多像中国人顽强的生命力!

    小楼手指不甚灵活,总是很快便玩完了。“一听到音乐声就知你又死了!”小胖子是这样的嘲笑他。

    音乐?对了,他很久很久,没听过任何音乐了。他残余的生命中,再也没有音乐了。忽然,他又感到日子太长,怎么也过不完。

    幸好他拥有自由。

    他自由地乘坐电车。他爱上游车河,主要是便宜,且只有这种胡琴上弦动的节奏,才适合他“天亡我楚,非战之罪”的霸王。四面是楚歌。楚歌是雨。雨打在玻璃上,雾湿而不快。

    小楼为了谋杀时间,由湾仔坐到筲箕湾。途经北角新光戏院,正在换画片,又有表演团访港了。他没留神。后来又筲箕湾坐回湾仔。自昏晕的玻璃外望,十分惊愕——

    “程蝶衣”

    他赫然见到这三个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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