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竟太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云少帅毫不客气地变西湖为太湖,剽窃了杨万里的名句,博得萧芷琼的一声赞赏和北山无雪的凝眸回望。
三人此刻正在一艘画舫之上,这画舫不算大,但胜在雅致,是云铮在太湖边租下的。画舫出租这个行当,不知是从何人开始,被当作生意经营,因苏州乃是天下繁盛之处,有钱人颇多,爱来这太湖中游览一番附庸风雅者也颇为不少,是以这生意居然好做得很,当然,因为能租用画舫出游者非富即贵,是以这游玩一宿的价格也很是可观,通常要二三十贯钱,并且不包括船上的其他各类消费。
云铮卖弄完毕,引着两人来到厅中,仿佛主人一般请二女就座,便有女仆奉上清茶糕点。云铮端起茶碗,扑鼻便是一阵清香,揭开盖碗,只见淡绿茶水中飘浮着一粒粒深碧的茶叶,便像一颗颗小珠,生满纤细绒毛。正是苏州名茶“吓煞人香”想到此茶被他抢先冠名为“碧螺春”不禁好笑,喝了一口,只觉满嘴清香,舌底生津。还有四色点心,是玫瑰松子糖、茯苓软糕、翡翠甜饼、藕粉火腿饺,形状精雅,每件糕点都似不是做来吃的,而是用来玩赏一般,云铮近来吃功大涨,却是不觉得稀奇了。
他倏然一笑,萧芷琼和北山无雪都是敏慧之人,自然都瞧在眼里了。以北山无雪的性子自然不会出言询问,萧芷琼却不知为何,在云铮面前特别放得开,一点也不希望自己像在辽国国内一样整天紧绷着脸,一副生人勿近的模样,见云铮忽然一笑,便有些奇怪:“卖那舞,你笑什么?”
这句“卖那舞”北山无雪是不知道意思的,她虽然懂得一些契丹话,但并不是特别熟练,只当这是契丹话里的某种叫法,倒是没有什么别的感觉。只是云铮做贼心虚,一听萧芷琼叫自己“亲爱的”就下意识地看了北山无雪一眼,确认没有问题之后才笑道:“这茶不错。”
萧芷琼眨眨眼:“这个我也知道,这茶原先叫‘吓煞人香’,不过好像最近不知怎么就多了个雅名儿,叫‘碧螺春’,这个名字倒是更贴切许多,也雅致许多,只是不知谁人所取。”
云铮呵呵一笑,却是不打算说破,他如今才绝天下,倒也不必见什么吹什么,做人呐,还是要低调,要淡定。
萧芷琼见云铮不语,又道:“这画舫一日租金几许?总计花费几许?”
云铮答道:“五十两吧。”
萧芷琼便叹道:“我方才见那湖边至少还停有三四十艘画舫,只在这苏州一地,每日游湖的船租便要两千两银子了,一年怕不要七十万两?大魏豪富,当真不假。”
云铮正打算给她好好介绍一下大魏特色的封建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忽然想起一事,话到嘴边就变成了:“你的那些马车,我瞧着也挺华贵的嘛。”
萧芷琼一听,顿时嘻嘻笑了起来:“那可不是我的,教给我准备的。”
云铮微微一怔,马上明白过来:“他们是想拿你的身份作作场面?”
萧芷琼点点头,又笑道:“不过我可没那么好说话,所以呢,才会装作江湖人士。”
云铮叹了一叹:“江湖人士好啊,比官场上自由多了。”
萧芷琼有些惊讶于云铮忽然的落寞,笑着道:“怎么,你云少帅也会觉得不自由么?”
云铮苦笑了一下:“二位都是消息灵通之人,我大魏眼下正是风云欲起的时候啊,我这个边镇少帅,也只有随波逐流的份呀。”
萧芷琼和北山无雪自然一听就明白云铮这话说的是秋临江变法的事了,她们心里倒是不觉得事情有多不好,秋临江的变法条文她们也都看过一些,总归是为了这个帝国好。
云铮因为女真人的事情,终于把秋临江变法这个事情想到了出处,在原先的历史中,北宋不是也有一场声势浩大的变法么?只是结果党争、亡国!
云铮作为一个学法律出身的文科生,知道宋朝败亡的原因虽多,但党争绝对是其中很关键的一条,而党争白热化的源头就是后世称颂而惋惜的王安石变法。
宋神宗死的时候只有38岁。这个胸怀大志的理想主义者平生只做对了一件事情:发动变法。他也只做错了一件事情:停止变法。有人指责他没有推进**体制,云铮觉得这跟指责乔丹(国际篮球明星)为什么不踢足球一样不靠谱。他在他的年代,只能作出符合当时政治、经济、文化水平的选择。
宋神宗撒手而去,留下了一个烂摊子给他的继位者宋哲宗。哲宗只有9岁。这样的年龄只适合赖在妈妈怀里撒娇,显然不适合坐在龙椅上对着群臣发号施令。因此,又一位女人娉娉婷婷地走上了前台这种事情我们有一个专业词语,叫“垂帘听政”(当然,这事儿还得数老佛爷慈禧太后干得漂亮)。此女人即高太后,宋神宗他妈。
宋神宗他妈跟宋神宗走的完全是两条路子。具体做法就是任命守旧的元祐党人精神领袖司马光做宰相。司马光也不含糊,十几年的隐居生活把他这个“老宅男”逼成了“变态男”:他一上任就砍了“三板斧”把王安石辛辛苦苦砌了9年的花园全部推倒,连很少有人异议、于民于国两相利的免役法也不得幸免。
朱熹对司马光这人看得很透,说他认死理,凡是让老百姓掏腰包的事情,他都认为是坏事儿司马光不知道,其实大多数老百姓很赞成免役法。苏轼也看到了这一点,找司马光商量,把这些对百姓有利的新法留下来。苏轼是个直肠子,他直言不讳地批评道:“差役、免役,各有利害。”司马光当然不高兴了,自己走开。苏轼又追进政事堂,这回司马光可就“色忿然”了。不识眉眼高低的苏轼又讲了半天,依然打动不了司马光,出了政事堂气得大叫:“司马牛!司马牛!”
除了把新法废“光”之外,高太后与司马光还竭力把新党赶“光”统统赶出权力中心。蔡确、章惇、吕嘉问、邓绾、李定等一大批变法“急先锋”被贬,就连已经在新党内讧**局的吕惠卿也遭到清算。他被贬建州,一贬九年,其间连冷水都不敢喝,唯恐喝了生病,被说成对朝廷不满。
旧党中的人也觉得对新党做得过分了些。比如,蔡确被贬后,在流放途中写了夏日游车盖亭绝句,被曾与他有过节的人告发到朝廷。高太后大怒,召集大臣商量该如何惩罚他。文彦博提议把蔡确跨省赶到岭南去,右相范纯仁不无担忧地说:那条路自打丁谓被贬斥以后就没人再去了,此路一开,搞不好有一天我们也会被“跨省”的。
岭南与海南当时属未开发地带,瘴气重,是打击政治对手的绝佳流放地。车盖亭诗案是继乌台诗案以来打击面最广、打击力度最大的一项文字狱案(当然不能与清朝的文字狱相提并论)。元祐党人利用高太后对蔡确等人的不满,捕风捉影,对整个新党集团进行了一次斩草除根式的清算。在高太后与司马光的策划下,宋朝政治开了一个恶劣的先例:要么全面肯定,要么全面否定这种毫无节制的党派之争把羸弱的宋朝折腾来折腾去,从而为靖康之耻预留了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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