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让虽然极想对天子说郭斌是佞臣,可是看着刘宏欢欣雀跃却极力抑制的样子,再想想郭斌的为人手段,还是将到了嘴边的话生生咽了回去。他总被人说成是佞臣,此时终于感受到别人说他是佞臣时那悲愤郁闷的心情了。
然而,郭斌此举却并非单纯为了卖好天子,而更是为了解决南宫被烧的难题。若是真的按照朝廷的规矩来办,无论是收取赋税,还是从各地采买花石,又或者是征发徭役,其花费较之阳翟建筑股份有限公司可能要扩大无数倍。
先不说包括十常侍的各级官员的层层盘剥,便是天下的官员一个个清正廉明,但因官僚系统运作效率极慢,其中所花费的也海了去了。
这么算一笔账,天子下发诏令后,层层官僚机构要学习和领悟新发诏令的精神吧?州县的小吏要重新核算田亩,计算每户应该缴纳的税金吧?好,核算田亩的工作进行得很顺利,要将这些计算落实的话,总要小吏下乡,将每家每户所应多缴纳的税金数量通报一下吧?
当然,按照目前的基层管理制度,小吏大多是直接到乡中,向里正通报,然后再由里正和乡老向乡民解说。然而,不要说每亩田要加税,便是不加税许多农户也很难按时交纳税金,这就要一番扯皮推诿了吧?
非但如此,往年缴纳田税,多是以实物缴纳,而如今却要每亩田增收十钱的税钱。在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时代,农夫种田所得仅有田中所产作物,而若要以银钱核算的话,则势必要贩卖手工制品或者直接贩卖粮食,这就是所谓的男耕女织。
在如今一家人勉强果腹都为难的时候,还要他们上缴银钱,这不是逼着他们造反吗?况且一旦真的施行下来,便是乡中小吏不会私自加税、中饱私囊,可卖粮食交税的人多了,粮价势必下降,往年五百钱一斛的粮食,如今可能四百钱都卖不到,这也是变相压榨农民财产,只是这压榨的一部分都落到地主或是粮商手中罢了。
再说收取租税,这些小门小户的还好说,几个小吏带着刀枪棍棒上门,一番恐吓,只要不是真的赤贫之家,总是能搜刮得出来的。另外,办事的吏员随手拿只老母鸡,掏个鸭蛋,不为过吧?官老爷们顶着烈日亲自上门,踩坏了多少双鞋子?小民老百姓上点儿供奉似乎也不过分嘛!
而在面对各地豪强的时候,这增加赋税的活计可就不是那么好做了。这些豪强非但识字,而且其对朝廷政令的理解可能比办事的吏员还要门儿清。豪门大户相互串联,朝廷的讯息总要搞清楚吧?这些手下动辄有几百上千家丁护院的豪强,哪里会去理会小小的吏员?
好,总算抠抠搜搜地将重建南宫的银钱收了,总要运送到京中吧?这钱财尚便于运送,可无论是花石还是其他的财物,怎么运?在这个时代,运送的手段无非人挑肩扛,这样人吃马嚼,又是一大笔成本。
这还是顺利的情况,若途中遇到劫道的响马,路上再损耗一些,要修建一座南宫其中所要花费的巨额成本是无法想象的。若真要以这个办法收取赋税的话,那必然是又一场惊动全国的大动荡。
更何况,如今黄巾之乱刚刚平定,各地的流民正在缓缓地回到户籍地。他们一贫如洗,既没有口粮,也没有种庄稼的种子,连糊口都需要向当地豪族借粮,更不要说再要支付沉重的赋税了。
可以说,刘宏这一条诏令下去,紧接着就是各地烽烟并起,贫苦百姓沦为盗贼,各地黄巾军死灰复燃。而若造成这样的情况,则不是朝廷组织大军围剿便能剿灭得了的了。
便是南宫花了巨大的人力物力修建完成了,那每亩田所增收的赋税就真的能降下来吗?先不说天子会不会假装忘了这茬,而让赋税保持着高水平,便是天子下令要降下来,下面真的能降下来吗?层层官吏好不容易看到一个增加收入、捞取外快的手段,起事那么容易便能收手的?因此,这种临时加派的赋税,便会极容易因为各级官员的“失误”,成为惯例。
如今,西北羌族首领北宫伯玉、李文侯造反,西北少不了屯驻重军把守,而剿灭黄巾之乱的南北两路官军,加起来也不过十几万人。看起来中原的兵马还是不少的,可若是各个州县一分,能不能守得住县城还是两说,更不要说剿匪了。
这些盗贼,自知本身装备不好,实力不强,哪里会跟官军正面冲杀?他们若是充分发挥游击战的战术,再利用人头熟悉,地理熟悉的优势与官军玩起了运动战,平日里养尊处优、大爷似的官军老爷用不了十天半个月便会被拖垮。届时,不要说十万大军,便是百万、二百万大军,也无济于事。
当初卢植为什么要将张角及所部精锐全都逼进广宗城中,并将其团团围住?不就是为了防止张角将手下派到中原各地,发动群众反抗朝廷?要知道,当时卢植的手中只有五万人,真要这么玩的话,便是再剿个十年八载的也剿不完啊!
因此,郭斌之所以一力将重建南宫的任务揽了下来,最重要的,便是为了防止这种情况的出现。否则,天下将会重新陷入混乱,东汉朝廷固然会加速灭亡,可最终受苦的还是最底层的平民老百姓罢了。
郭斌前世也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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