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各个阶段,生存永远是居于首位的,人类对于摄取能量的需求,与动物并没有本质区别,这是维持生命存续的最根本条件。其次才是保暖,诸如衣物、躲避风寒与曝晒的住所等。至于尊严、荣辱,乃至礼法,这些都是在基本生存需求被满足后的产物了。所谓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当一个人穷到必须依靠要饭来维持基本生存需求时,尊严是极微不足道的。所以,对于所谓蹴尔而与之,乞人不屑之类的歪理,郭斌是不信的,除非这个乞丐当真是个月入过万的专业人士。
正是因为在这个时代,生产力极为低下,农作物亩产极低,甚至连满足人们的基本生活需求都极困难。为了避免发生饥荒,从而形成威胁政权存续的大动乱,足够的粮食便成为每一个政权所必需的战略储备物资。
然而,由于农作物亩产极低,为了踅取每亩农田中极为有限的剩余价值,动员更多的人从事农业生产,便成了最为简单便利的手段。有人会说了,既然亩产不足,那么多开发点农田不就行了?反正此时这么多田地闲着,放火烧荒不就行了?
这就需要算一笔账了,以如今种植农作物的方式,烧荒固然不难,可是总要播种吧?种子哪里来?对于后世的普通人来说,一袋子小麦或者小米用来做种子,或许是颇不瞧在眼中的,可对于此时的大多数农民来说,种田用的种子可不是一笔小数目。这么一袋子粮食,可能便够一家人一个月的嚼谷了。
另外,既然要播种,总要挖个坑埋点儿土吧?如今铁质农具已经基本普及了,可是普通老百姓所用的,多还是木制的耒耜,所谓的铁质农具,不过是在农具的尖头上包一层铁皮罢了,哪里有如今这种全是镔铁所制的全铁农具?这种品质优良的镔铁,用来打制刀剑都嫌奢侈,更不用说用在农具上了。
工具的落后,便会导致工作效率的下降。在这个生产劳动多依靠人力的时代,既要赶上农时,又需尽可能多地开垦农田,还要量力而为,以免过多开垦而造成青黄不接,一个人的生产能力便总是会受到极大限制的。
因此,在人口数量一定的情况下,扩大农地规模虽确实是维持社会稳定的重要措施,而将手工业和商业人口尽可能的转移到农业上来,便成了古代政府缓急之间所能采取的最可见到成效,也是最简单的措施。
这种自原始社会时期,人类社会最初形成时便固有的社会矛盾,便深深地烙印在人们的脑海之中。而这种重农抑商的思想,渗透到社会的各个层面,便会形成全体国民对于农业的重视和对手工业和商业的轻忽。
所以说,像郭斌这种极端重视并努力扶持工商业发展的态度,在这个时代是极为不可思议的,甚至称其为叛逆都不为过。而像荀彧这种极正统的文人,能够以如此公正公平的态度对待工商业,对待在手工业和技术上的研究和发明,在此时也是极少见的。单从这一点便可看出,荀彧确是一个极重实际效果,而不会夸夸其谈的所谓纵横家之流。
当然,荀彧的这个态度,也是逐渐形成的,其转变也是有原因的。
因为阳翟县的生产力,便是在整个大汉王朝辖下,亦是远远超出同侪的。在郭斌的授意下,司马徽的研究室中除了滑轮组和缝纫机的研究外,重点便都放到了新式农具的研究上了。
不负众望,最先有突破的是耧车。
在前世,郭斌自小便生长在农村,每当农忙时节帮着父母拉耧耕田便成了伴随他整个童年的活动。郭斌家里的耧车是用铁管焊接起来的,前后各有两个控制平衡并有把握方向作用的把手,上方有一个盛放种子的斗,斗的后下方有个可以调节大小的漏洞,使得种子可以漏到耧车中空的脚背上。
耧脚使用类似于三角形犁铧的铁制劐,这种劐类似三角犁铧,但较小些,中间有一高脊,约10厘米长,8厘米宽。入地8厘米深,而种子经过耧脚撒落下来,因此能在土中种得很深,并使产量大为提高。用这种耧车耕种之后,地块松软,就好像以小型的犁翻过地一般,省却了犁地(亦即松土)的环节,极大地提高了耕种效率。
当然,这种耧车并非阳翟县独创,早在西汉武帝时期,赵过便发明了三脚耧车,亦即耧脚共有三只的耧车。这种耧车的好处是在耕种时可以同时种下三排种子,并可以保证农作物的行间距始终保持统一,极为方便和实用;而其弊端,则是较为笨重,若非用畜力,则需多人共同工作。
只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笨重而极费人力的耧车渐渐被束之高阁。
还是随着郭斌与塞外加强交流,阳翟县中牛马数量极速增加,有了充足的畜力为农业生产提供保障的条件下,这种三脚耧车方被再次研发了出来。而不必过分依赖人力,单位亩产量便能获得极大提升的成果,才是荀彧逐渐改变对对工商业态度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