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能调走的消息,谭奎宁就担心如果一旦胥忖朱真如传言所说调走了,自己在这个项目的投资就完全可能出现变局,自己就完全可能被套在这个项目上。谭奎宁想抓住胥忖朱还在位置上的机会,尽可能地捞一把,以便一旦胥忖朱离开宁秀,就是投入的资金受到影响,也可以把损失尽可能地减少。这就是商人的精明和狡诈之处。当然,这既是商品经济的正常规律,也是商品经济的天性使然。马克思早就揭示了资本所具有的那种天然的逐利本性。企业都是以赢利为根本目的的,既然有能够以更少的投入获得更多的回报或者是尽可能低地少受损失这个条件,又何乐而不为呢?
也于是,便出现了京西创业公司向县上提出希望借支五千万元的要求的奇怪现象。
夏有力一听胥忖朱在电话里所说的内容,就非常清楚胥忖朱的意思,但作为县委书记,尽管市委书记亲自给自己打电话,但毕竟这不是个人的事,而是涉及到几千万元资金、也是县上根本利益的事,夏有力自己也不敢轻易做主。不办不行,直接管到自己帽子的市委书记亲自打了电话;办吧,又确实不是小事,并且是涉及四五千万的事,这在经济条件并不好,每年县本级财政收入也就两三个多亿的乐中县来讲,这决不是一个小数。乐中县本级的财政收入能够上亿,还是这几年经济发展状况好一点后才有的,前几年每年的财政收入还只有几千万。现在一下子要让县上拿出四五千万元给一个企业,等于是一次就把县上一年将近七分之一的收入拿出去了,不要说夏有力不想拿、不敢拿,就是想拿也拿不出来。此事弄得夏有力很是为难,左思右想,反复考虑,都没有想出什么办法。只得在过了好几天后打电话把县长朱汇林找到,两人一起商量此事。
县长朱汇林也接到了胥忖朱的电话。胥忖朱在电话上也同样要求朱汇林要支持京西创业在乐中县的开发。并说,他是相信朱汇林,才打电话给朱汇林提出这样的要求。刚接听到胥忖朱的电话时,朱汇林内心还非常激动,自己担任县长已经好几年,除了经常接到常务副市长吕筱仁的电话外,还很少接到其他市级领导的电话,原来的市长倒是要不要给自己打电话,但都是谈工作上的事,还没有给他提出过任何涉及个人方面要求的事。新来的市长可能与自己不熟悉,到职后几个月时间都还没有给自己打过一次电话。现在突然接到市委书记亲自打的电话,满以为有什么好事,没想到市委书记打电话却是说企业向县上借款的事。朱汇林一下子就感觉自己的头都大了。如果企业借几万几十万哪怕就是几百万,都还可以想办法,毕竟市委书记亲自打电话说这件事,办了后说不定从此以后就可以受到书记的亲睐,对自己今后的发展会大有好处,但现在企业提的是要借五千万元,这对经济状况并不好的乐中县来说实实在在是一个了不起的大事,尽管自己是县长,县上的财政支出都是自己在签字,但就这一项支出,无论如何朱汇林也不敢擅自表态做主。当然,他不知道胥忖朱也打过电话给书记夏有力。因此,接过胥忖朱的电话后,朱汇林的心境一下子由沸点降到了冰点。朱汇林在官场上已多年了,知道市委书记的份量,也知道自己所依靠的常务副市长吕筱仁与胥忖朱之间的矛盾。这一次胥忖朱亲自给自己打电话说这种几近于私人的事,理论上讲是自己靠近胥忖朱的绝好机会。当然这种机会是与隐藏着的巨大政治风险共生的。但如果不办,则胥忖朱肯定会认为是自己不听他的话,不仅会与胥忖朱离得更远,说不定哪天就被胥忖朱找个借口把自己从现在的这个位置上拉了下来。因此,朱汇林内心非常苦闷,也非常矛盾。但这种事又找不到人商量。他本来想给吕筱仁说,征求吕筱仁对此事的意见,但想到吕筱仁与胥忖朱之间的矛盾,觉得如果说了完全可能起到适得其反的作用,引起吕筱仁对自己的怀疑。为此,朱汇林这几天简直有点寝食难安。接到夏有力的电话时,朱汇林在办公室闷坐,正在想如何处理胥忖朱的电话问题。
当夏有力给朱汇林说是找他来商量有关京西创业公司要在县上借款一事时,朱汇林完全有一种终于找到了一个可以述说心中苦闷的放松感。尽管平时两人相互之间有一些这样那样的矛盾,如果不是夏有力主动说是商量京西创业公司借款的事,朱汇林还不愿意给夏有力说这类事。因为他还不知道胥忖朱也给夏有力打过电话,以为胥忖朱只给自己打了电话,是胥忖朱信任自己。对这种事,只要是稍有点政治头脑的人都不会到处去说的。当夏有力把胥忖朱给他打电话的意思说了后,朱汇林作为在官场上多年的老油子,马上就想到反正这事既然已经有作为县委书记的夏有力挡着了,不管以后怎么样,都用不着自己来担太大的风险了,一切都可以推给他夏有力,几天来一直压在心头的巨大压力一下子就放松了。朱汇林心里想,不如趁机给胥忖朱卖一个人情,说不定自己就可以从此攀上胥忖朱这棵大树。因此,在听了夏有力的情况介绍后,朱汇林没有给夏有力说胥忖朱也给自己打了电话,而是说:“既然胥书记能够给你打这种电话,说明他信任你,不如干脆就按胥书记说的办算了。”朱汇林的语气中,还显得既羡慕又嫉妒,好象在心里问“为什么书记不给我打这个电话”,实际上,他的内心里是一种完全的解脱。这就是官场人生。(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