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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王诩学成之日,龟灵圣母对其嘱咐一番后,便自回地仙界去了。
王诩自龟灵圣母离开之后,便于阳城百里之外的鬼谷住下,自命鬼谷先生。而且还不断开讲收徒,其门下众徒如孙膑、庞涓、尉缭子、苏秦、张仪、毛遂等皆是赫赫有名的人物。可惜王诩所学过于博杂,未能形成一门学派,鬼谷先生之名虽传于世间,可却未能成为人间主流。
而截教另一弟子无当圣母在得知龟灵圣母下界之后,也趁着看其弟子玄素(妲己)邓禅玉之机,下到凡间。在骊山见过二位弟子之后,无当圣母便开始游历人间。行至陬邑之时,闻得此地有一人甚是好学,常言:“三人行必有我师。”
无当圣母大哑,未曾想凡间尽有人说出此等话语,实在出乎意料。当下,无当圣母便寻到说此言之人,此人名为孔丘。无当圣母考教了一番孔丘的学问,顿时大喜,这孔丘不仅学识过人,主张更是与截教教义不谋而合,无当圣母当即便收孔丘为弟子,将一身学术尽皆传授。
孔丘得无当圣母传授,自创儒家,以六艺为法,崇尚“礼乐”和“仁义”,提倡“忠恕”和不偏不倚地“中庸”之道,主张“德治”和“仁政”,重视道德伦理教育和人的自身修养。
儒家强调教育地功能,认为重教化、轻刑罚是国家安定、人民富裕幸福的必由之路,主张“有教无类”,对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都应该进行教育,使全国上下都成为道德高尚的人。在政治上,则是主张以礼治国,只有人人善礼,才能一统天下,安邦定国。而社会各阶层人士应尽本分,以达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和谐局面,这就是正名思想。
儒家崇尚人与人之间互相关怀,达至一个大同世界,就是“仁”。“仁”便是儒家的核心内容,是伦理道德的总纲。“仁”就是“爱人”,君主要体民情、爱惜民力,反对苛政。若要实践仁德,需要“忠”和“恕”。“忠”是尽自己地本分;“恕”是推己及人。提倡以“礼”、“乐”,约束人的行为。陶冶人的性情。
此世通天虽未收下万仙为其弟子,可其主张还是有教无类,截教众徒也多是妖类,而孔丘很好的将这“有教无类”的主张继承了下来,认为教不应分贵贱贤愚。他认为“因材施教”是理想的教学方法,他又提倡“温故知新”及“举一反三”等学习方法。对鬼神之说,则是抱着“存而不论”的态度,主张敬而远之,但却十分重视祭祀祖先。
而创立法家与名家的韩非与公孙龙则属阐教,韩非子乃是广成子之记名弟子,公孙龙乃是太乙真人之记名弟子。
法家主张“以法治国”,而且提出了一整套的理论和方法。法家重视法律,反对儒家的“礼”(截教的一切统统反对),反对贵族垄断经济和政治利益的世袭特权,要求土地私有和按功劳与才干授予官职。法律的作用就是“定分止争”,也就是明确物件的所有权。“兴功惧暴”,鼓励人们立战功,而使那些不法之徒感到恐惧,兴功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富国强兵,取得兼并战争的胜利。
韩非自广成子处得知阐教所处的尴尬地位,又总结阐教几次失败的原因,认为先辈之所以失败,乃是因可固守旧的原因。因此,法家反对保守的复古思想,主张锐意改革。
韩非认为历史是向前发展的,一切的法律和制度都要随历史的发展而发展,既不能复古倒退,也不能因循守旧提出“不法古,不循今”的主张。韩非则集法家大乘,提出“时移而治不易者乱”,把守旧的儒家讽刺为守株待兔的愚蠢之人。其实,韩非此主张,在反对截教的同时,也暗中显示出自己对师门守旧行事的不满。
而份属阐教的名家则是以提倡循名责实为学说的流派,提倡“正名实”,正是“正彼此之是非,使名实相符”。大乱期间,局势动荡、混乱,很多礼法名存实亡。名家由此崛起,强调事物应该“名乎其实”,藉以令天下一切事情走上正确的轨道。
名家与各家不同之处,正是在于“正名实”的方法,他们主要辩的内容,又多半是与政治实务无关的问题。因此,名家的理论被其他各家一致冠上一个“诡辩”的恶名。
而墨家的墨翟则属西方佛门,这墨翟乃是释迦摩尼记名弟子。
墨家的主张却是尚贤尚同,提出“兼爱“,主张爱不应有亲疏、上下、贵贱、等级的分别。他认为天下之所以大乱,是由於人不相爱。这倒也符合西方的一贯传统,不论是人是妖,皆可入西方之门,虽说与西方之地贫瘠有关,可也算与通天的“有教无类”有着异曲同工之效,吸引了不少人加入。
在治国方面,墨翟主张“尚贤”、阶级念,使天下大治,主张“非攻”,反对一切侵略战争。反对奢侈的生活,主张节俭,提出“节用”、“节葬”、“非乐”的思想。而为了求福避祸,墨家又主张“尊天”、“事鬼”。
除此之外,四教弟子还演化出诸多教派,如阴阳家、纵横家、农家、兵家、医家等等不一而论。
一时间,人间百家争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