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r /> 既然是预测,自然就会有很多种,而陈海平自然料事如神,但他也不是很张扬,只是在重要的关节之处做出大致的判断。
效果是惊人的,这对其他人还好,因为其他人本就认为陈海平无所不能,所以这次也就没什么,这次受到震撼最大的是孙传庭,这个妹夫在他心中的地位再次大幅攀升。
既是现场教学,就不能不让学生们了解辽东的过往今生,所以这不仅是军事课,也是政治课。
上军事课是为了让学生们提高军事指挥的水平,上政治课是为了让每一个人都留下深刻的印象:错误的政策会造成怎样巨大的损失。而不论是军事课,还是政治课,它们都有一个核心,那就是务实,就是实事求是。
军政大略不是学术观点,不同的角度可以有不同的解读,制定军政大略唯一的出发点就是实际的效果,就是有利、无利,还是有害;或者说,是解决了问题、没有解决问题,还是不仅没有解决问题,反而制造了更大更多更严重的问题。
军政大略虽然不是学术问题,但不同的人也可能会有不同的看法。如果这个不同都是基于实效,那就没什么,发现错了也会容易得到更正。但是,如果这个不同不是基于实效,而是脱离了这个实效的基础,那问题就严重了。
脱离实效制定出的军政大略一般有两个因素:一个就是所谓的书生误国,不切实际,也不知实际到底是什么;而另一个就是泛道德化,把军政大略上升到了空泛的道德的层面,而这种把军政大略泛道德化就是把军国大事当儿戏耍。
这两个因素在朝廷对待辽东的策略上都存在,前一个的典型就是高第做出的退守山海关的决定,后一个的典型就是袁崇焕议和的主张。
退守山海关,在高第个人就是私心作祟,平安挨过几年他就可以远走高飞了,辽东今后的形势如何与他有个球的干系?
这在高第可,但朝廷不加以阻止就不可原谅了。
在袁崇焕议和这件事上,既反映了朝廷的荒腔走板,也反映了袁崇焕勇于任事的无畏之心。自宋以降,明朝对议和的主流看法就是泛道德化。不管有利,还是无利,在敌人的压力下议和就是大不对。
想想看,松锦大战之后,谁都知道攘外必先安内,两线作战就是等死,但结果怎么样呢?结果就是崇祯这个大皇帝推出了兵部尚书陈新甲这个替死鬼替自己遮羞了事。
都那种时候了,又谁都明白何者有利,何者无利,何况还是皇帝本人的主张,但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结果依然如故,而袁崇焕此时议和,他要顶着多大的压力?
泛道德化让人的思想严重退化,把原本涉及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方方面面复杂之极的军国之争极度简单化,后果自然也就可想而知。
现场教学的一开始,陈海平就对这两者都作了最严厉的批判,他让每个人都记住:说一千,道一万,利益才是一切的根本,而要得到最大的利益,必须实事求是,让“道德”这种诸如此类的东西滚一边去。
陈海平有些激动,这让效果更好,他的学生们印象更深刻,但实际上,陈海平激动不是为了袁崇焕,而是因为那一世。
谁说时代发展,人的思想就会进步?那一世,把事关万千百姓生死、国家民族兴衰的军国大政已经不仅仅是泛道德化了,某些蠢货更上升到了宗教化。
真是可悲可叹,更可恼!
总纲性的发言结束后,陈海平开始具体介绍辽东的情况。(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