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或许浑身酸软无力地躺倒上面美美地享受或者只是努力地感觉才是最好的选择。

    这是一种享受，似乎又不是，或者只是感觉，或者连感觉也没有，只是死了一样躺着，许久才醒过来。

    该要做点什么吧，习惯的都要烧三把火，烧三把火是个精妙的打算，烧好了，自己的人气旺起来；烧不好，虽说不吉利，但也没关系，因为没有人会说不好，只要你有个思路，秘书就有了素材，以他们天才的文字水平，也足以让之花团锦簇，不过，威信肯定低些，低就低吧，根本也不在这上面，只要运转得利，谁还敢说到嘴上？

    再说他们又哪里去找理由？网民的人肉搜索？这事好解决，只要为人继续低调些，事情总要往前发展，只要善发现，必少不了闪光的东西。为政一方，总不至于连闪光的东西也没有。

    火，肯定是要烧的，这是惯例，不烧才傻子呢，尽管我想做那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却是不敢，除了怕夹，关键我还是清醒的：我的权力终究不象国王那样至高无上，还有书记，还有副职们，还有那些局长主任，指不定哪山出猴子，岂敢随意地忽视了？限制太多了，许久地被意外与喜欢压制到心底里的东西再度泛上来，而且漫无边际地扩展。

    或许这只是我的主观臆断，根本不存在这许多的限制，又怎么会不存在呢？那帮人看我的眼色分明都绿了，或许只是因为意外。

    可是，我又该如何去烧呢？我艰难地思索着，企图寻找切入点，这会儿才发现，平日里虽一套一套的，这切入点竟如此难找。

    难找也得找，但必须想透，这是我的习惯。然而，未及我想透，办公室主任已开始给我送材料。

    这就是正职与副职的区别，做副职时，象我这种为人的，主任才会偶尔地见我一面，现在却终日在我眼前晃，不时地还要力争客观地谈一点儿建议，不客观的时候也有，我能够感觉到，正如他自己所说，反正仅供参考而已。

    当真是一级有一级的责任，材料更是见多。幸亏办公室主任是个机灵人，他已按重要程度分了类。我曾认真地阅过，这个分类倒也合理。于是，我便在次要类上画“圈”，画“圈”是我的风格，表示已阅；重要类则要认真地阅认真地批，必须要体现一个严谨的风格。

    其实我知道，即使我再认真，也未必有人会认真对待，尽管后来总会有一个还算令人满意的报告，这个报告肯定都来自于底下的公务员，连局长一级怕也不甚明了，更不要说那些副职了。

    我做副职时就这样，若是没有副主任的提示，早已忘了，即使副主任提示，通常也是他认为重要的部分，另外的部分忘了就忘了，他懒得提示，我也懒得记，反正有人问及时，他要想办法，我是没有责任的。

    念及此，我便想笑，笑那异想天开给县长写信的人，总是惴惴不安地等着回信，其实若非打通了办公室这一关，县长怕是连见也是见不上的。所以，我最主张提拔有经历的干部，凡事知道就能引以为戒。

    轮到自己做县长了，我决定改变之。但当我问及时，主任却甚委屈，似乎我否定了他的工作，分辩说，历来的县长都不看的。

    我轻描淡写地说，我想。

    我能够感觉到自己的力度，但麻烦却是来了：定是主任因不满而泄露了什么，竟是如此之多，不要说我必须去参加许多至关重要的活动，即使我不吃不喝不睡也无法完全处理完的。

    还是捡重要的批吧。我劝自己。

    但凡是批过的，就要认真落实：首先在批时就注意对副职与下属局长的称呼要亲切些，彼此都留个面子，字倒并不一定非要严厉，关键是个语锋问题，相信他们都能明白；其次就要查一下，不需要都查，只要查几个关键的，就足以引起警惕——这个人是认真的，不要让他查到了。便是所谓的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吧。

    即便这样，居然也有不落实的情况，无异于对我权威的挑战，不便于针对副职，但我相信形成个机关作风整治意见的能力还是有的，就以抓落实为核心，倒真的应了民间“抓什么就说明什么已到了最不堪的地步”的那句话。无论如何，便算是我的头三把火之第一把吧。

    少有人会选择这样的突破口，反反复复地征求意见反反复复地开会，难免有的副职会认为小题大做，尽管他们都坚定地举手。

    这又是正职与副职的差别，小题大做也要做，文件有了，狠话也说了，自是没有人会自讨麻烦，至少在这一段没人会自找麻烦。

    这一段工作效率算是提高了，尽管不完全都这样，但总结时必要写上。这是常识。

    不要以为整治时必会有人倒霉，就是整治者希望这样，虽然必须要找一个倒霉者，没有似乎更好，只是这样就显不出整治的决心，操作者也就没有了权威。并非必定如此的，偏有骄者非要往枪口上撞，那位局长竟然明知故犯，就撞上了。

    说起来，这是个灵活的有头脑也有政绩的人，说中午不准饮酒，偏是拧着来，不仅不找任何借口分辩，反而非叫嚷着叫免了他。这是醉话，醉话也不允许。以为我免不了你？我知道，他与********有交情，但********毕竟不能非要拧着我——我是干工作的，就给了他个留职察看的处分，通报全县，尽管后来不了了之，毕竟有人开始怕我。

    官当到有人怕的程度，不少人认为这就是权威，我却不这样认为，必须要有人敬，才是最高境界。

    或许因为我来自基层，所以就关心基层。干部是不能靠整的，必须要关心他们，提高他们的积极性。那又该如何呢？其实，大家都明白，就我们县目前的情况看，制约的因素有两个：

    一是如他们自己所说，仕途如苍蝇扑到玻璃上。也怨不得腐败，实在人太多了。只要进入了这个圈子里的人，哪一个优秀，又哪一个不优秀呢？便是这样的现实。同样，也不要以为独你行而别人不行，谁又不行呢？单是行的，也应付不了。当然也有个机制的问题，却不是我所管的范围，不妨绕开吧。

    一是工资不高，还要经常地要他们捐款，难怪他们要有情绪。这却也是无可奈何的事儿，有钱谁都会说话，问题现在就这样，人多粥少，又该咋办呢？还是该长一点的，算是个心意，宁肯负债。

    真是奇怪，原本简单的两个问题，竟非要搞得如此复杂，大家都这样，而我似乎也习惯了这样的方法。不要嫌复杂，要不是我把话已经说出去了，我坚决不会把长工资作为我的第二把火。

    我是有理由这样做的，没钱算是理由，有限的财力必须用到刀刃上更是理由，怎样才算刀刃呢？我们是人民政府，自然要想着为民办事。

    3

    不要抬杠，你肯定要问，公务员便算不得人民了吗？他，定比人民还好过些。

    不过，这话却是已经说了，我发现，提早把话说出来倒也是一种方法，惹得********直翻白眼又无力反对。

    就是，各管各摊，我不干预你的干部问题，你也别管经济上的事儿，不是你说的吗？难道要算放屁吗？

    我肯定错会了他的意，他那意思分明是：老伙计，别自讨苦吃了。

    他是个不错的人，几处干部调整都顺了我的意，而且待要落实我的第二把火又苦无资金时，他竟带头出去化缘。应该说，是他助我完成了第二把火。

    有人说，他这是为了打击我，或者是为了我的背景，我却不这样认为，要不然，你为什么不能这样呢？说这话完全别有用心。

    他的目的就是要我一心一意抓经济，他认为我是抓经济的好手，居然又有人说是为了共同的政绩，有什么不好吗？不就是想做点儿事儿吗？为什么非要分得这样清？

    不过，我没负了他，经过三年地打拼，经济居然奇迹般活了起来。

    看来，不少事还是需要破题的，一旦破了题，也快。单是那数十个大项目，居然有六个世界五百强的项目，大且没有污染，我从开始就坚持了这样的原则。

    不要以为这样会自讨麻烦，其实，有时候能够保持尊严本身就是尊严，反而有利于提高自己。

    我没有让他化缘时的许诺落空，因为我们总算拥有了自己的财政，我们完全有理由感到成就与自豪。拥有这样的感觉，是件了不起的大事。

    难道就不能以此作为激励干部的一项措施？我向他提了这样的建议，他甚高兴。

    恰如他所说，这是一项事业，单靠一个人的力量是不够的，必须要调动集体的智慧。

    我纠正了他，不，是群体，包括全县人民。这不是在说大话，确是我当时真实的感觉。

    他先是一愣，继而与我相视而笑。

    那一刻，我感到了默契，因为默契而扫光了心中所有的阴霾，竟是宁静，又安详。

    ——非是所有的人都不怀好意，也非是所有的人都在以我为中心谋取私利，尽管有的人凭想象便断定如此——我都这样，你便不这样吗？岂非神人？

    就这样简单的逻辑，似乎便把人变成了神，所以便会有数不清的阻力——连你真心待他好的人都会反过来反对你，指不定什么时候就会中箭落马，哪怕不是公认的经济上的或者因经济而色上的，这毕竟是个高风险的行业，而我却打定了主意：不躲箭，只管前行。

    只要具备了坚定的意志和高贵的品德，牛鬼蛇神都会远避。如是说，并非就否定了风险的存在，毕竟做事还要有“运”的，譬如官运商运之类。

    不过，我对这里的“运”有不同的理解：显然不是通常所说的定数，里面该是蕴含了两个变化：

    一是过去我会把1000元当成至宝，因为1000元能够办许多事，而现在却不同了，即使10000元又算得了什么，不单纯因为有钱了，还有一个看问题层次的问题。

    另一个是，我不谋取私利，但也不是神人，相互的妥协必定会有的，因为妥协只是一种方法，而且有时候却是必需的，尽管妥协跟受人钱财一样都是针对原则的。

    譬如收人2000元钱，不收是不行的，否则要得罪一圈的人，事情指不定就无法开展，只好委屈原则了，只不过处置方式倒是可以灵活些，免得赚了臊身上。

    这两个变化面对着“满足了多数人的利益便不一定没有人反对”的事实，事情就显得玄乎，即“运”。对于“运”，人该是有预感的。

    那一段，我总是面热心跳莫名其妙地慌乱不已，医生肯定地说，这不是病，或许太累了，为了全县父老。难免要少不了这样的阿谀奉承，往常听惯了倒也觉不出什么，现在却愈加让我慌乱不已。

    果然，便出了事——新落成的商贸大厦失火了，死了三十几号人。这可是件了不得的大事，而且是由我亲自抓的项目。

    我自信在这个项目上自己没有见不得人的勾当，唯一不放心的就是总经理这个龟儿子，这是个无赖，一向因了与书记的姐夫郎舅的关系而趾高气扬，我瞧不起他，却又必须容忍他，我认为这是风度。大火扑灭之后，我便差人找他，遍寻不见，我原以为这个肥猪也死了，不料这龟儿子竟跑了。

    书记不是个没有良心的人，紧急常委会上他首先为我开脱了责任，而且坚决不同意如实上报，虽然也有几位，当然也包括我不同意，但他使用了表决程序，不同意的也只有同意了。这是原则。我太累了，有些稀里糊涂。

    且不可等闲了传媒的作用，未及我完全清醒过来，已然传遍了全国。我感到恐惧，因为自己的前途，也因为犯罪感。

    调查组来了，我莫名其妙地打了岳父的电话，打通了却又不知该说些什么，岳父倒象是理解我，说他的那个关系死了，没死也不见得能保得了我，这是个坎儿，要冷静。

    我必须要冷静，可又怎么能冷静得了？象是一艘船，忽而跃上浪尖，忽而又跌入深谷。我再也没有什么动作，几乎是在漂泊中等死一般度过了这段时光。

    ——处理决定下来了，书记的舅哥批捕了，我被调任人大主任，虽说是平调，却不可同日而语了，但比起被免职的那位副县长倒是强了许多。

    据说，这个结果也是书记竭力运作的结果，他本人也被记了大过。

    这已经是个不错的结局了，他比我强，竟没有茫然无措。我想感激他，却不知说些什么，只露出了比哭还难看的笑，而他却难得的淡然。

    这就是水平上的差别，虽然我已许久没有肢体上的这种外露，但我终究没经得住考验，我不得不服他。

    到了人大，倒是清净了许多，而且没有狗眼看人低的那种人物出现。

    在这里，有必要对这种狗东西作一下介绍以便于兄弟们警惕：这种狗东西是无孔不入的，之所以称之为狗东西就是因为它时而能够象狗一样舔屁股，时而又趾高气扬起来，冲人汪汪不停，不敢下口，却惹人厌。这算是一种功能，具备了此等功能，经常地会得到好处，但长远就不行了。

    这一段里肯定也不是没有，或许因为我太过恬淡而没有感觉，恬淡显然是对付这种狗东西最有效的措施。

    事实上，因为恬然，我定不去求他们，又何苦要自寻烦恼呢？只是由于年龄的关系，又是一个争强好胜的人，我不甘心，这种难得的清净无疑助长了我的不甘心。

    我努力地劝着自己，这个念头却日益强烈起来。强烈起来，我也没有采取行动，因为我已无计可施了，无计可施的无奈最容易转化为颓废，颓废就颓废吧，反正无计可施。

    也不是没有办法，经历分明在告诉我，心理问题必须要靠时间来医治，或许还有一点点希望吧，只是我还没有发觉。

    这样的挣扎当然无助于根治越来越浓的颓废，然而，正当我欲被颓废完全吞噬的时候，却突然涌上了这样的念头：我是有罪的，这样的结果已是不错了。

    既然喜欢恬淡的生活，又何苦去争呢？这样的念头虽让我冷汗淋漓，却无法说服我。

    某夜，一个更强的声音突然来质问我，难道人大就不能工作吗？我豁然而醒，自此，居然也做了不少的工作，而且因为工作竟也让自己心安下来，原来自己居然还有深深地愧疚，这是个意外的发现，我在赎罪。

    命运当真是不可捉摸的，千万别以为自己便能掌握了命运，尤其在我们这个行当。一年之后，我居然被提拔做了副市长，而且跨过了由县长至********的角色转换。这是个不可思议的结果，直到省委组织部找我谈过话之后，我仍是似是而非。这是我唯一的一次没有运作过的提拔，可别再象现实中“代县长”那次那样。

    我猜书记必是早已探知了这个结果，难怪他那几天跑人大跑得勤了，而且对我甚是讨好。原以为失火案还会有什么反复，不料竟是这么个结果！兀自惊疑不定，但分明地，我已感受到了他嫉妒的目光，因为这原是他竭力谋取的职位，反而落到了我的头上。

    我又忙碌起来，但我没有忘了根本，当他冲我急步走来的时候，我快步迎上去，当手握到一起时，我惊奇地发现，自己居然仍比他多站了一级台阶，以致于自己略矮于他的身材反高出了半截。

    后来，据说是我岳父的那位朋友的儿子帮了我。又据说，我岳父找过他。他竟是比老子更有魄力，更讲义气。我问了岳父他的电话，我觉得自己沾了恩惠该给人打个电话。

    岳父也一改常态，说全给你了。

    他愈见不行了，我却说，又怎么会呢？心里确也这样想的。

    电话一打即通，听得出来，这是个爽快人，他说，好好干吧，兄弟，毕竟年轻，有前途。

    四十多岁的人了，怎么能算年轻呢？我谦虚着，却已类似于妄语了。因为他更年轻，据说，还不到四十岁，已是副部级，不过，只是相当，因为他是经商的。

    他说，我才不屑做那劳什子官哩。

    我沉默了，直至挂了电话。不当官？又能干什么呢？我想着，便劝自己该想想如何干了。

    至于怎么干，相信兄弟们定已猜出了个八九，便不再赘述，只说我莫名其妙地又涌上了一股担忧：我正分管着全市的城建工作，与他所从事的恰一致，莫非……？要不然，他为什么对我这样客气？越想越真，我开始恐惧起来，眼前尽是报道中的那些落马者的形象——我是不能不办的，但若办了……我不敢想下去，我甚至开始怕听电话，唯恐是他，却一直不是他，他再也没有给我打过电话，但我还是怕。

    说到这里，政治家变得苦涩起来，自我解嘲道，反正是“假如”呗，倒总算畅酣淋漓了一番，现实中少有这样的机会。说完，停顿了许久，神色竟又恢复了些，只听他说道，还是听从组织的安排吧，反正都是工作呗。

    难道果真能出现“假如”那样的戏剧场面吗？兄弟们纷纷猜测着，因为与他相处的这段时间里，兄弟们能够明确地感受到，若是他说服从组织安排的话，必已有了几成的把握，否则，他宁肯闭口不谈。

    或许果因为工作，他成了一个极富修养的人，兄弟们都盼着这样的结局，而他此时已恢复了常态，冷一样宁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