样一位远在天边的笔友,但心里却也觉着这是自己的秘密,只可在灯下独享而不可告人。
到了民国四年的秋天,父亲向我提起能否邀白牧师再回四川。他见我在家乡的学堂已将将念完,便想着要请白牧师再来为我辅导,帮我日后留洋打下基础。
可巧临近中秋时,我便接着了伊莎白的一封信,读来却让我着实惊喜一番。她提及白牧师返美后,总是想着在中国的教务,而如今进了民国,自大总统以下,无论宪政、教育或是实业,多聘请西洋顾问。白牧师的几位挚交、教友如今都在民国身担重职,多次去信邀他返华。伊莎白讲起他父亲虽然对这些高位并不心动,但每每谈起在中国的传教,说起上海和四川的布道所及学校,她便能从父亲的声音中听出无限的留恋。讲了这些后,她终于道出了心里的想法:
“我明白去中国的路非常遥远,途中要经历海上的风浪,而我更要在黑暗中去适应一个全新的环境。但我愿意为父亲—不,我觉着不仅是为父亲,还是为上帝做出这样的选择。我猜想父亲或许不会同意这样的想法,便先告诉你,我的朋友。也许你能告诉我这样的想法是否幼稚而不切实际。毕竟我只是幼年生活在中国几年,毕竟我现在一切生活起居皆须求人。”
这信我捧着在灯下读了许久。那一夜天气已经清冷,看着大半个银白的月亮悬在夜空,辗转而不能入睡。脑子里不敢去想若是伊莎白真的来了,会有怎样的情景,可只要那克制稍事放松,便会有几百个念头冲进来。带她去看盐井,带她去观草木,带她去我们的学堂,把她所看到的心中的世界教给所有家乡的孩子们。或许那时我想象中的画面还远不只这些,越是要自己克己复礼,便越停不下这千般想法。
晨曦到来前才勉强睡去,可还未睡熟,管家便来叫醒了我。父亲得知昨日美国来了信,便唤了我去问话。心中还有着前夜的兴奋,我便把伊莎白信中所讲转述给了父亲。他听得颇是认真,脸上仍是一如既往的严肃。
听我讲完了,父亲沉吟了片刻,右手抚着左边的袖口,缓缓言道:“这恐怕不妥。”
在父亲面前,我平素自然不敢造次。只是这“不妥”二字来得太过出乎意料,我忘记了应该垂手站立,静静恭听的规矩,急切地问道:“爹,您不是一直盼着白牧师能回来,为何又说不妥呢?”
父亲似是未曾在意我的失态,只是继续地摩挲着自己的袖口,言语依然平缓:“白牧师若是能回来,我自然高兴,只是他家千金,”说到此处,父亲停了下来,轻轻地摇摇头:“他女儿若是也跟了来,怕是对大家都不好。”
“可是爹,白牧师的女儿眼睛盲了,若是把她留在美国,白牧师一定是不放心的,也就待不长久。”
父亲抬起眼,用深邃的目光打量着我,眼神中透着无声的威严。我忙着低下头,看着脚下的方砖,却是惴惴不安,心一个劲地向下沉。
“你小孩子究竟是不懂这些事的。白牧师来中国做什么?他是来传教的。传教要什么,要老百姓信他那洋菩萨。可是如果洋菩萨连传教士瞎眼的女儿都医不好,要这还有甚用?”
伊莎白被父亲这样说,我心里听着痛,便不知从哪里找到勇气,大声地抗辩道:“这都是乡下人的迷信,您总是不会也这么想。”
这话说了,我便愣愣地僵在那里,眼睛望着父亲,脸也憋得发烫。
父亲并未动怒,却是噗哧地一声笑了:“前两天,孙老夫子还对我讲,得要防着这洋学堂把后生们的心思带坏了,看来也不能算多虑。咱们这样的人家,怎么想也不要紧,咱们是断不会入教的。”
“爹敬佩白牧师的人品和才学,也觉着他传教对穷苦人是件好事,他们信才是要紧。若是在平常人家,好好的一个女娃儿害病,瞎了眼,能不觉着是遭天谴?那也必定会去求神告佛的,要是应验了,病治好了,他哪会有再不信的?我记着这外国牧师不也说过他们的神能把瞎眼的人治好?”
“你这孩子在学堂里书读得不少,可这见识却是没长。这道理不是很平常,若是白牧师有治人病的神力,那这教传起来自然如摧枯拉朽般容易。若是没有,那也无妨,毕竟旁的神佛拜起来也未必灵验。可你非要让一众百姓明明白白看出他拿自己女儿的病也是一筹莫展,这不是让他自己打自己脸,自己给自己拆台吗?”
父亲向我招招手,示意我走近前,在他身边坐下。此时我心里怕是还为着刚才顶撞了父亲而不安,坐在椅子上,不敢抬眼正视。
“爹想好了,过两年就送你出洋。要说咱们李家也是几代单传了,到你这辈还是如此人丁不旺,我也不愿让你离家远行。可是世道不同了,如今进了民国,到处都是洋学堂里出来的人做官得势,要是在这上被落下了,怕是将来连这点祖业都保不住了。”
我默默地点点头,垂下双眼,只看着父亲摩挲着依然泛着盐渍的旧布袍。
他缓了缓气息,幽幽地说道:“爹现在好在还不算老,身子也还能撑着咱家的产业,让你出去也是个好时机。再晚了,恐怕就不敢让你走喽。”
我猛地抬起头,看到父亲的眼睛中少了往日的精明和睿智,多了几分爱怜与无奈。这爱怜的眼神却灼痛了我的心,也顾不得多想,便抢着道:
“爹,别让我去了。我……我想还是在家陪着您,还有幺妹和嬢嬢。”
父亲拍拍我的头,怜爱地说道:“爹其实也舍不得你走。爹知道你是个孝顺的孩子,不过出洋还是耽误不得的。你去个几年,再回来,但愿那时候世道也太平了,你还能为咱们李家做番大事业。”
“可是爹,不出洋就做不了大事业吗?您和余先生、侯先生他们不都没出过洋?”
这日父亲的心情应是极好,便由着我反问,而依然是面带笑容:“这话是不假,又再往上算起,那这袁大总统,历朝历代的皇上、宰相又哪有出过洋的?不过,如今世道变了,不懂得洋务,就是聋子、瞎子,这你要牢记。”
父亲看着我默默地点头,怕是也明白我仍是迟疑,便接着剖析道:“你再看看白牧师,他来咱们中国那不也算是出洋,这想必在他们国里也只是干大事业的人才能做到的。你去了,能多长学问、多长见识有什么不好?”
“儿啊,你替爹给白牧师写封信,就说爹请他回来。爹愿意再拿出一百亩地给他们,什么钱也不要,做学校、医院、哪怕是教堂都无妨,只是务必要白牧师亲自前来。我想着他若是心里惦念着太太和女儿,你就跟他说咱们以三年为期,若是三年期满,你还是考不上白牧师家的大学堂,那咱们也就认命了。”
我领了命,回到自己的房里,反复地读着伊莎白的信,手指一遍一遍地在凸起的点字上摩擦过去。那感觉莫可名状,不是疼,却如同人在吃着辛辣之物时,脑子格外的清楚。
我没有给白牧师写信,而是把父亲的谋划,原原本本地告诉了伊莎白。我还告诉她,父亲想着让她漂洋过海,实在是太过辛劳,便答应以三年为期。最后,我自作聪明,把这问题托付给了她,如果她觉着此事妥当,便可照实问白牧师,如果她不愿让白牧师离开,只需把信收好,便可如此事从未发生一般。
信发了出去,我心里惦记,这一去一回总是要半年的光景,便耐心地等着。可没过多久,外边的事便把民国初年乡下那难得的安宁击得粉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