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着有些疑惑的李璋,徐平对他道:“你要记住一点,一件事情数百年来发生了一次又一次,就绝不是因为几个人怎么样的问题,而是制度崩坏了。我便再考一考你,从中晚唐起,军制跟以前历朝历代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李璋脱口而出:“府兵难以为继,以募兵代之。”
徐平摇头:“这是只看到了表面,没有看到根本。募兵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古已有之,只是不为常制,用在危机关头而已。都说租庸调制崩坏,府兵无法继续,朝廷不得已才代之以募兵。若是这样说,中唐朝廷财政再坏,还能坏过汉末?那时一样征兵。至于说朝廷不掌握户口,中唐也不会比汉末豪强大族隐户更加厉害。说到底,自贞观四年唐太宗受胡夷‘天可汗’之号,以胡人为兵,渐渐代替了府兵。天宝年间,唐室最盛,哪里会缺什么钱粮,但统重兵的节镇,已全部是胡兵胡将。渔阳一乱,天下蜂起,就再也无法收拾了。用募兵代替征兵并没有什么,但用胡人兵制代替汉人兵制,却掘了中原武力根本。”
说到这里,徐平叹了口气:“从那个时候起,中原之兵便就再也制不住蛮夷了。制度才是重要的,征兵募兵,武勇懦弱,都上虚词而已。从唐大量招胡人入中原,百年间黄河以北胡风盛行,汉人胡化,所以晚唐五代之兵,虽然用的胡人兵制,却正好跟自己治下的政制相合,兵力不强还看不出来。本朝立国,胡风渐去,这兵制便就再也支撑不住了。”
李璋听得张口结舌,禁军里胡风严重是很明显的事情,其实很多世代为兵的家庭,本就是来自汉化的胡人,大多是沙陀和粟特两族。这些人是汉化了,在更北边的契丹等族的人眼里,他们已经是真正的汉人。但是一些风俗文化却坚强地保留了下来,特别跟禁军奇特的军制结合在一起,最终融汇到了中原人的文化中,生出了一种怪异的武文化。
唐宋之前,哪怕是带兵打仗的,也很少以粗鄙无文为荣,更不会以不识字为荣。但从唐宋之后,却把武人不识字,为人粗俗当作理所当然。唐宋之前的军队,保证战斗力和忠诚靠的严密的制度和军纪,之后却是无比强调个人武勇,而对制度和约束嗤之以鼻。这并不是中原王朝的传统,而是北方少数民族的传统观念。
这种影响极为深远,一直延续到千年之后,甚至成了一些人的信仰。说起宋朝的军队不能打,经常用的两个理由是“崇文抑武”和“将不知兵,兵不知将”,实际上就是在这种认识之下得出的结论。不管是“崇文抑武”,还是“将不知兵,兵不知将”,在这种传统在军事认识中占上风之前,包括破除这种认识的之后,都不是问题,唯有在宋朝是问题。以徐平学的唯物主义和辨证法,这只有一个解释——制度问题。
这种军事传统一直延续千年,中原帝国,只有在制度未立之前,或者制度崩坏的时候才会出现敢战善战的军队,一旦政治稳定下来,军队的战力便就消失了。
这就像人聚居的地方被野兽攻击了,受到了很大的损失,为了防止再次被咬,做出的选择不是制造长矛弓箭,挖陷井壕沟,而是走出村子,张开嘴巴,举起手来,跟凶猛的野兽比爪牙,比凶狠,用野兽的方法去战斗。人终究是人,怎么能猛得过野兽呢?一直这样下去,只能把所有的人都投进野兽的利口里去。正确的选择,应该是把人组织起来,用人的智慧和集体的力量战斗。把野兽抓起,驯服成家畜,或者杀了吃肉。
鲜卑打过来了学鲜卑,蒙古打过来了学蒙古,女真打过来了学女真,甚至等到日本法西斯打过了来又去学法西斯,就是不肯低头看一看自己脚下的土地,不肯看一看那些跟自己一样面孔的人,不肯跟这片土地,跟这土地上的人民同呼吸共命运,你凭什么不败,凭什么不被灭国?把国家和民族拖进深渊,当然是历史的罪人。
怔了好久,李璋才结结巴巴地道:“哥哥今天说的,着实有些骇人。若是被那些三衙禁军的武夫听到了,不知道要怎么编排呢。”
“有什么好编排的?他们中有的人,说不定还以此为荣呢。至于另一些人,应该能够等闲视之,毕竟这又不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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