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陶渊明与魏晋文学

    一讲到传统文学，大家就会想到唐诗宋词，想到唐宋八大家，对于魏晋文学则不大熟悉，其实这是很不应该的。魏晋南北朝是中国传统文学史上非常辉煌的时期，一点都不亚于唐宋。而且在中国传统文学中，魏晋文学占有一个特别的重要位置，可以说是一个分水岭。如果用哲学术语来讲，魏晋之前的文学是一种“自在”的文学，而魏晋以后的文学则是一种“自为”的文学。所谓“自在”就是虽然存在而不自觉，所谓“自为”就是有了自觉的意识。魏晋以前的文学没有独立成科，基本上处于一种附庸的状态，是为别的学科（例如政治教化）服务的。“文学”这个词虽然早已出现，《论语》当中就有，孔门四科（德行、政事、言语、文学）中有一科就是文学，但那个文学指的是文献和学术，和今天讲的文学含义不同。魏晋以后文学一词才逐渐取得今天的文学的含义，用英文讲就是Literature。刘宋时国子学分成四个学院：玄学、儒学、史学、文学。直到这个时候，文学才算真正被人们看成可以同玄学、儒学、史学并列的学科，取得了自己的独立地位。

    魏晋以后文学独立成科，人们对文学的重要性和文学的规律有了深刻的认识，也才开始有了文学理论的研究，有了格律和声韵的讲究。唐朝的时候把讲究格律声韵的诗（主要是律诗和绝句）称为近体诗，而把不讲究格律声韵的诗称为古体诗，这个近体、古体的分水岭也在魏晋。对格律和声韵的讲究不是从唐朝才开始的，而是从魏晋就已经开始了，只是到唐朝才成熟固定了而已。

    讲魏晋文学通常从建安文学谈起。建安其实是汉末的年号，就是曹操当丞相的那个时期。那时国家的实权已经落在曹氏手上，虽然魏国的建立要迟到曹丕当朝的时候，但社会的格局和风气从曹操就开始变了，所以把建安算在魏晋里面也是有道理的。那个时候最著名的文学人物自然是三曹，其次是七子，这当中又以曹植成就最大，“七步成诗”“才高八斗”都是讲的曹植。魏国建立以后，最有名的文学人物要算嵇康和阮籍，并称嵇阮，论文是嵇康最好，论诗则是阮籍最佳。到西晋就有所谓三张二陆两潘一左，其中最有名、在文学发展中起了关键作用的是陆机，他的《文赋》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篇较为完整的文学理论著作。东晋的文学家最有名的是陶渊明，他也是中国传统文学中一流的诗人、一流的文学家。南北朝以后还出过一些不错的文学家、诗人，如谢灵运，谢朓、庾信、鲍照等，但都没法跟陶渊明相提并论。所以讲到魏晋南北朝文学，我认为最重要的是四个人：曹植、阮籍、陆机、陶渊明。其中成就最大、对后世影响最大的是陶渊明。

    下面就来讲讲这四个人，重点是陶渊明。

    先说曹植（192—232年）。汉末建安时期是中国文学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枢纽，文学第一次被提到“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曹丕《典论》）的高度，开始独立成为一个门类，在此以前，文学顶多是政治与经学的附庸。也是在建安时期，中国文学史上第一次出现文人集团，即以“三曹七子”为中心的邺下文人集团，这当中才华最高、著作最多的是曹植，他是这个集团真正的灵魂人物。东晋末年的诗人谢灵运自视甚高，却对曹植佩服得五体投地，说：“天下才共一石，曹子建独得八斗，我得一斗，自古及今共用一斗。”曹子建就是曹植，字子建。我们今天还用“才高八斗”这个成语，就是从这里来的。《世说新语·文学》中有一个关于曹植的故事：文帝尝令东阿王七步中作诗，不成者行大法。应声便为诗曰：“煮豆持作羹，漉菽以为汁。萁在釜下燃，豆在釜中泣；本自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帝深有惭色。

    这首诗还有另外一个版本：“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这也许只是一个传说，不一定真实可靠，却极其生动地写出了曹氏兄弟的关系和曹植的捷才，“七步成诗”也永远留在了中国人的文学记忆里。

    曹植的诗感情充沛，辞藻华美，读起来“流转如弹丸”，开启了魏晋“尚情”“唯美”的诗风，也成为中国抒情诗的典范。

    阮籍（210—263年），字嗣宗，是“建安七子”阮瑀的儿子，其最有代表性的作品是《咏怀诗》八十二首。《咏怀诗》不像是一时一地之作，很可能是阮籍把平生诗作集结在一起，给它一个“咏怀”的总名。《咏怀诗》八十二首虽不是一气呵成，内涵却是首尾贯穿、通体一致。诗人反反复复表达的无非对混乱时局的感怀和对自我生命的焦虑，所谓“伤时闵乱”“忧生之嗟”，其精神灵魂上接屈原的《离骚》，艺术风格则继承汉末的《古诗十九首》。经过曹植和阮籍，五言诗这种艺术形式就完全成熟了。读《咏怀诗》，你只觉得它痛苦纠结、呼号辗转，却没办法指出它具体讲些什么，或影射些什么。前人说它，“言在耳目之内，情寄八荒之表”“厥旨渊放，归趣难求”（钟嵘《诗品》），“虽志在刺讥，而文多隐避，百代之下，难以情测”（李善注《文选》）。这正如阮籍的为人，虽然对司马氏集团满肚子的憎厌，却从不正面违抗，从不臧否人物，连司马昭都称赞他是“天下之至慎”。不妨引两首看看：第三首

    嘉树下成蹊，东园桃与李。

    秋风吹飞藿，零落从此始。

    繁华有憔悴，堂上生荆杞。

    驱马舍之去，去上西山趾。

    一身不自保，何况恋妻子。

    凝霜被野草，岁暮亦云已。

    第三十三首

    一日复一夕，一夕复一朝。

    颜色改平常，精神自损消。

    胸中怀汤火，变化故相招。

    万事无穷极，知谋苦不饶。

    但恐须臾间，魂气随风飘。

    终身履薄冰，谁知我心焦！

    “一身不自保，何况恋妻子”“但恐须臾间，魂气随风飘”，多么恐怖。联系阮籍所处的时代，司马氏疯狂地屠杀异己，“名士少有全者”，大概就可以猜想到阮籍的意思。但具体指什么呢？指哪一件事，指什么人呢？作者却没有说，你尽管去猜吧，但把柄是抓不住的。这就是阮籍。

    陆机（261—303年），字士衡，出身将门，是吴国大将陆逊的孙子，父亲陆抗也是吴国的大司马。陆机的文学成就后世评价不太高，赶不上曹植、阮籍，也赶不上后来的陶渊明，但是陆机在他那个时代可是大名鼎鼎，梁昭明太子萧统所编的《文选》选了他的作品一百零一首，是所有入选作家中数量最多的，自然也超过上述三人。其实从文学史的角度来看，陆机是一个相当关键的人物，他的影响不见得比曹植、阮籍低。

    陆机的一大功劳是写了中国文学史上第一篇较为完整的谈创作理论的作品，就是《文赋》。在《文赋》中，陆机总结了文学创作的许多规律性的东西，也提出了自己的许多文学主张，预示了整个魏晋南北朝的文风倾向。就算陆机一辈子只写一篇《文赋》，也足够让他在文学史上名垂不朽了，何况他还创作了大量的诗、文、赋，其中不乏可以流传后世的作品。

    陆机的另外一大功劳是他为中国传统的“文”创造了另外一种文体，就是后世所称的骈文，尤其是号称“四六”的正规骈文。骈文在建安时代就有了，但多半是骈散兼行，以散运骈，到陆机手上才固定下来，逐渐演化成“四六”体，这种文体后来有很大的发展，几乎占了“文”的半壁江山。这之前“文”没有骈散之分，陆机以后骈文和散文则分道扬镳，成了两体。中国古文单音词居多，本来就很容易产生骈对现象，“云从龙，风从虎”“谦受益，满招损”，这样的句子在《五经》中就有了，但是有意识的骈对、大量的骈对、格式固定的“四六”骈对，是从陆机开始的。在声律上，后来齐梁时永明体讲究的四声平仄也是发轫于陆机。陆机在《文赋》中就提出了这样的主张：“或托言于短韵，对穷迹而孤兴。俯寂寞而无友，仰寥廓而莫承。譬偏弦之独张，含清唱而靡应。”“其会意也尚巧，其遗言也贵妍。暨音声之迭代，若五色之相宣。”反对“偏弦之独张”“清唱而靡应”，就是主张骈对；提倡“音声之迭代”“五色之相宣”，就是主张调平仄。所以陆机是正规骈文的始创者，后世诗文平仄对仗的发轫者，是促使中国传统诗文从古体转为近体的关键人物，是非常了不起的。

    陶渊明本名潜，字渊明，又字元亮，后人一般都喜欢叫他陶渊明（约365—427年）。他生于东晋末年，死的时候已经到刘宋朝了，大概活了六十来岁。他的曾祖父陶侃是东晋初年的名将、大臣，曾任荆州刺史，后又都督八州，位极人臣。但陶侃出身寒素，并不属于当时的门阀士族阶层，子孙也不发达，陶侃时富贵了一阵子，到陶渊明这一代又相当清贫了。陶渊明这个人生性耿介，看不惯东晋末年的腐败官场，所以一直不想出去做官。为了维持家庭生计，他也曾经勉强自己出去做官，但始终不能适应，每次都是做了几天官就辞职不干了。最长的一次是当江西彭泽县的县令，做了八十一天，最后还是做不下去。传说当时郡里派了个督邮（官名）要来彭泽县巡视，此人不学无术，陶渊明根本瞧不起他，想到自己居然要弯腰鞠躬迎接这样一个小人，就觉得很窝囊，越想越生气，摘下乌纱帽摔在办公桌上，说：“我怎么能够为了一点区区的官俸去向这种小人点头哈腰呢？”于是扬长而去。陶渊明的原话是：“我岂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见萧统《陶渊明传》）今天我们还说的“不为五斗米折腰”的典故就是这样来的。

    陶渊明从此下决心不再做官，宁可在乡下跟农民一样种地为生。下了这个决心以后，陶渊明便觉浑身轻松，写了一首闻名古今的《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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