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了朝臣回禀,孙清扬道:“兵部尚书邝埜已赴国难,哀家听闻,在途中他也曾多次谏阻皇上,不要急功冒进,可惜皇上偏信那王振之言,终致险境,像邝埜大人这样的忠臣,朝廷应有嘉奖。像于大人他们这样,想在君王之前的,是诸位大人学习的榜样。”
说到此,她面露嘉许之色,“于大人他们当时曾力言‘六师不宜轻出’,王大人曾率百官力谏,说:‘边鄙之事,自古有之,惟在守备严固。陛下得天之臂助,宜固封疆,申号令,坚壁清野,蓄锐以待之,可图必胜,不宜亲率六师远临塞下。况目前秋署尚盛,旱气未回,青草不丰,水泉犹涩,人畜之用,实有未充。且车驾既出,四方急奏岂能即达。其他利害难保必无。天子至尊而亲赴险地,臣等以为不可。’可惜,这样的逆耳忠言皇上没有听进去,要不然,也不会出现皇上被俘之祸。”
“如今,邝埜大人和英国公他们多位国家的栋梁之臣赴难,国家正值风雨飘摇之时,诸位大人一定要精诚团结,万不可做那只顾自身,意图保全身家富贵、性命之人,须知覆巢无完卵,若是城破国亡,那瓦剌反复小人,又怎么可信?哀家召众位大人前来,就是想立皇太子,让居守的郕王监国,一方面,与瓦剌谈判,用金银赎回皇上,另一方面,做好坚拒瓦剌大军的准备,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众位大人以为如何?”
听见一向不理政事的太后竟然有这般见地,众臣吃了一惊,细品太后所说,俱都称善。
遂后,于谦奉命晋见,孙清扬让他以代理兵部尚书的身份承担起保卫京城的重任,于谦慨然受命。
随着千户梁贵带回被俘正统帝的亲笔信,讲述了御驾亲征一路上所发生的种种事情,土木堡之变的内幕才完全揭露出来。
自七月十六圣驾出京,七月十九日,大军出居庸关,二十三日,到达宣府。一路上,连日都是大风大雨,道路泥泞,加之司礼监掌印、东厂厂公,当今天子最宠信的大太监王振催促赶路,由于塞北的天气已经变冷,兵士们饥寒交迫,苦不堪言,人马在路上摔伤的不计其数,两军未曾交锋,就已经开始大量伤亡。
为此,群臣多上奏章请求暂缓前进,王振大怒,说:“朝廷养兵千日,用在一时,难道御驾亲征,还未交锋,就想后退么!谁人再敢阻挠,一定军法从事!”户部尚书王佐、兵部尚书邝垫同他争了几句,竟被武士强拉下去罚跪在路旁草中好几个时辰。
众人愤慨,却都敢怒而不敢言。自此之后,王振独揽大权,要求文臣武将奏事都要先向他回禀,由他判断是否再转承皇上。
而当时随驾从行的人里,英国公张辅虽然官职、资历都居首位,但不直接参与军政。阁臣只有曹鼐与张益二人,其中张益入阁未及三月,也一样为王振所举忧愤。
曹鼐在途中曾与诸御史相谋曰:“不杀王振,则驾不可回也。今天子蒙尘,六军气丧,痛恨王振久矣。若用一武士之力,捽王振而碎其首于驾前,历数其奸权误国之罪,然后遣将前往大同,则无意犹可挽也。”可惜诸御史惴惴无敢应者,曹鼎想与英国公商量此事却一直没有找到机会,只得一路遂行。
大军未至大同,兵已乏粮。瓦剌也先佯避,诱师深入。
待八月初一,大军开进大同城之时,传来了各路兵马纷纷战败的消息,尤其阳和会战失利,大同总督军务西宁侯宋瑛、总兵官武进伯朱冕战死,监军太监郭敬和总兵官石亨下落不明,其余各处要塞都遭到瓦剌和蒙古骑兵攻击,损伤惨重。
而到达大同后,各地军报纷纷传来,知道瓦剌各路人马都已进了长城,迅速南下,大军的归路有被切断的危险。王振看到边关情势危急,惊慌失措,竟然畏敌如虎,在众人都没有说退兵之际,决定退兵了。
当时大同副总兵郭登向皇上建议:大军最好向东南方撤退,经过紫荆关回到北京,可保安全。因从这条路撤退要经过蔚州,王振想请皇上驾临他的老家,以示恩宠他衣锦还乡,对此建议皇上答应了。可是走了四十里路之后,王振又突然变卦,他怕大军经过蔚州,千军万马会踩坏他田地里的庄稼,又下令朝东北方向前进,循来时走过的路直奔宣府。
同时,王振派出几千辆车子,到蔚州搬运他家中的财物,随军前进。一路上,他任意指挥文武百官和几十万大军,就像赶牲口一样。全军将士都愤怒到了极点,行军途中,怨声载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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