才干之士,三杨推荐博学多才的薛瑄,王振则将他“召为大理少卿”。
对三杨百年之后的接班人问题他也多有考虑,且征求他们意见,对他们推荐的陈循、高谷、苗衷等人也是“欣然用之”。此外,王振对有才识的官员亦多有敬重,吏部尚书魏骥声望显著,王振尊敬地称他为“先生”,两人会见的时候,魏骥只送王振“帕一方”,他也不计较。当时在江南地区担任巡抚的周忱勤政爱民,王振对他也极为赏识。
宣德年间,朝廷经常派宦官外出寻求花木鸟兽等玩物,骚扰民众。自从王振掌管内廷之后,悉禁绝之,未尝轻差一人出外,十四年间,军民得以休息……
王振的处事才能也不乏可称道的地方,正统四年,福建有位官员打死一名驿丞,驿丞是阁臣杨溥的乡邻,官员是阁臣杨士奇的老乡。杨溥主张将官员处死以偿命。杨士奇则想判处那位官员因公事杀人而予以轻微处置。两人争议不定,就请执政的太皇太后裁决。当时在场的王振认为二杨因其乡邻缘故给出了不尽合理的处罚,偿命太重,因为公事而处理的话太轻,应该给予降级处分,太皇太后觉得很有道理,就依从了他的建议。
王振曾向皇帝进言,时任两淮都转运盐使司同知的耿九畴“此人廉介,众所通知”,建议补为空缺的两淮都转运盐使,推荐刚直有才干的山西布政司左布政使石璞担任工部尚书。对不尽职的官员亦毫不姑息,建议皇帝给予严惩,以儆效尤。正统六年,掌管国家钱粮的户部官员刘中敷、吴玺、陈瑺等人因处理蒙古使臣的朝贡事宜玩忽职守,被他检举,并最终予以严肃处理。
……正是因为王振在处理事情时,能够抛开私念,秉公执法,所以后来才会为太皇太后接受,使得他能够逐渐参与到政事。
但是,想到之前梁贵所言,孙清扬几乎没有把王振恨死,转眼将王振这些旧事丢在脑后,念及母亲和玄武所言,似有偏向王振之意,脸色不由一变,“那些不过是王振狡黠,惯于察言观色,体察人意,又惯会藏奸,所以先皇和太皇太后他们才没有辩识出来,发生了这样的事情,难道你们竟认为王振那恶贼不该死吗?”
她听闻八月二十四日,郕王朱祁钰驾临午门,谏议官和大臣们依次宣读他们检举抨击王振的奏章,请抄灭其族后,以安定人心之事,正暗称其快,这会儿,却被母亲和玄武两人改了个说法,一时难以接受。
“该死。”董夫人和玄武异口同声答道,然后对望一眼,董夫人道:“还是玄武大人讲吧,你比我对各种情形了解的更多一些。”
玄武仍是很谨慎的态度,“撇开王振之前的功过不论,土木堡兵败确实和他有莫大干系,臣同老夫人一样,都认为王振祸国殃民,该死。但要说土木堡之变,是他一人的过错,未免太抬举他了,皇上再偏听轻信,也不至于如同昏君。臣依据得到的消息分析得出的结果,土木之败,王振有过,但并不该负全责。皇上此次被俘,乃是文官、武勋和君王三方权利、利益争夺、角力的结果。”
这消息和之前所知,太过背离,孙清扬一时没有反应过来,“你说什么?”
玄武仍然缓缓说道:“王振遭人忌恨并不完全是因为他涉权,而是他跟皇上建议发展军事,以武治国。这样一来,当然会有损文官集团利益。宣德七年三月庚申,先皇曾下诏行宽恤之政,这样于民有利的事情,户部竟然不执行,甚而做出‘废格诏令,使泽不下究也。’的举动,之前,类似这样的事情也不在少数,三保太监下西洋之事,也是因为文官们力谏,所以中止了。因而皇上才会在宫里对内侍进行文化教育,意图在收回宗室权利之后,避免文官集团坐大后危害到君权。”
这事孙清扬隐约听朱瞻基说过,说内侍无后,相对而言,对权势钱财这些的渴求,就相对而言要少一些,也会少一些贪污腐败之事。
后来,因为朱瞻基感觉到培植有文化的内侍太慢,就直接将地方上搞教育工作,愿意进宫的人收进来当内侍,想着这些人不能通过科举进入官僚系统的,说明有一定的才能,但没有背景又不肯拉帮结拜与人同流合污,将这样的人收进宫里贴身为皇帝办事,更容易达到目的。
而王振,正是在那个情况下进的宫。他本是读书人,屡试不中,因为通晓经史,就谋了份府学教官的差使,后因中举人、考进士无望,于是自阉入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