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关于信仰的谈话

的抗争必然加速它的灭亡。精神麻醉，往往等同于医学上的麻醉，都是一种人道主义。

    信仰事实上是一个大问题。广义的它并不公限于宗教，而是存在于内心。所谓信仰，应是一种“道”而这个“道”与中国道家的中心思想是吻合的，也即：遵从于自然规律。比如，你将对一只蚂蚁的爱护有加理解为善良，而事实上，它是一种信仰：将生命置于无限尊崇的地位，它才是至高无上。

    信仰却又是一个小问题。谈及信仰，似乎总离不开宗教。什么是宗教呢？但凡一类思想形成体系，有自己的核心，且从潜隐的规律中超拔出来，脱离现实的土壤，就是宗教。它与真理的区别仅在于：脱离。真理是信托于现实，根植于规律之中；宗教则是主观故意地游离在规律之外。

    中国没有宙斯，却有“天”有“地”有“君”有儒学和道学。它们都建立了属于自己的价值观念体系，从而产生信仰。有的是自发性、源生性的图腾演变而来，比如对“天”的认知；而有的是后天的，主观强加的，比如“君主至上”观念。

    不可否认，不管是何种信仰，都能带来心灵的统一。信仰产生服从，使得人心归一，导致行为方式的统一。人们得知行恶会遭受上天的惩罚，便自觉地归整自己的行为，从而向善。在今天的民间，仍然流传着这样的警示性话语：“天打雷劈。”大意是，行恶会被雷击。这是一种最为朴素却最为有效的信仰。而来世观则更令人自觉约束自己，否则“变猪变狗”是不可避免的可怕结局。

    冰凉的啤酒，并不能冷冻思维。辩论仍在继续。但凡辩论，自然要采用各种逻辑、思辨、理论，甚至引经据典。奈何双方的固执，使得争辩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得到一个明确的双方都能认同的答案，于是，便开始了举例说明，期望通过摆事实来达到讲道理的目的。

    我见“战局”渐趋于激烈，便想当个和事佬。我对那个搞书法的朋友说：你是法家的韩非子，认为要“法治”；他们则认为要“人治”其实，法治总需以人治为前提的。我们都不否认，健全的法律制度和社会保障体系能够解决现实的问题，它最终却要依托于人的自然属性。既然是“道德”也要先有“道”后有“德”的。信仰是原始的自发性的，而法则是在有了社会体系之后形成的。本末之区别，还是应该清醒地认识到的。

    在战争年代，革命先烈前仆后继，堵枪眼的黄继光、炸碉堡的董存瑞，在今天这个时代，假如再有一次关系到国家生死存亡的战争，这样的英雄还会星光般涌现吗？

    理论总是令气氛紧张。我忽然想到一个流传甚广的笑话：董存瑞炸碉堡前，班长交给他一只炸药包，说，下面有胶，你粘到桥底就好。董存瑞以那个被反复重现过的姿势将炸药包粘上桥底。爆炸声响起之前，他喊出的并不是“为了新中国，冲啊！”而是“班长，你他妈的，两面都有胶！”

    这样亵渎英烈的恶俗段子的出现，其根本原因是什么呢？我想它与法治无关，它根源于一点：信仰的丧失。当信仰像一只精美的瓶子，被一次偶然事件打翻，必然会导致灵魂的无所依托。信仰，终究是一剂良药，失去它，一切都不治而亡。

    2005-7-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