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茅于轼老先生的一篇文章,老人家是一位德高望众的经济学人,成为富人有很多方法,致富后能体验真正的致乐者,世人能有几人与!
我原来是学工程的,后来研究经济。这才知道经济对社会的重要性。一个社会要变得富有,主要是要有一个好的制度,包括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在好的制度下,科学技术才有发挥作用的可能。透彻地懂得这一点,我是下了很大努力的。我很想把我的这点心得告诉别人,可是真正懂得它并不是看一两篇文章就能做到的。
由于研究了经济学,看问题总是从经济的角度来想。一个国家的强弱就看人均生产总值。人生的目的就是建设一个富有的国家。做为一个经济学家,就应该为国家找出能够致富的政策。一个措施、一个项目、一条办法是否正确就看它是否能创造更多的财富,因此财富成了方向标。经济学里有一个基本假定,即所谓理性经济人的假定,它假定人都是追求利益,是追求物质享受的,在市场经济中就是追求钱。整个经济学的理论大厦就是建筑在经济人的假定之上的。事实上我们的整个社会结构也是按照这个假定来设计的。政府领导人民建设一个富强的国家;人们买股票是为了赚钱;孩子们在小学里学写和算,到了大学学专业,其目的就是培养一门谋生之道。整个社会都是忙于赚钱。我从来不怀疑这里有什么问题。
一直到我七十岁前后才逐渐产生了怀疑。我看到不少人拿起筷子吃肉,放下筷子骂娘。我国改革二十多年,绝大多数人的生活都有程度不同的改善,可是大家的怨气似乎也在增加。我想起三四年前看王建国教授的一篇文章“争名次的经济学”说的是人们未必是追求财富的绝对多少,而是财富的相对多少。或者说,人们是在彼此攀比,追求的不是钱财的绝对值,而是想超过别人。一个人不论他如何富有,只要他以为有更多的人比他更有钱,他就会骂娘。如果这是真的话,经济学整个就要改写。而且一个国家不论如何富有,百姓还是不会满意的。
这样的话,我们追求财富还有什么意义呢?我们究竟应该追求什么呢?
后来又看到黄有光教授的文章“经济增长能否增加快乐?”虽然快乐不能客观地度量,但是主观的感觉是客观存在的。有些学者专门研究了快乐是由什么决定的。它们在不同的国家、民族、宗教、阶级的人们中做了大量调查统计,并不能证明快乐由财富决定的。即使有所影响,也决不是主要决定性的因素,倒是宗教、婚姻等起的作用还大一些。这些研究不能不是经济学家深刻反省。我们所追求的东西是否真的值得去追求?前些时候,天则经济研究所请了浙江的陈惠雄教授来演讲,题目是“人本经济学”讲的要义就是说,人要追求快乐而不是金钱。他甚至断言,平均寿命而不是人均国民收入是测量一个国家是否成功的最终指标。这些学者的观点对我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我的一生经历了许多快乐的事情,这些事中大部分都和钱没有关系。爱情是得到快乐的重要来源,可是它也可能给人以烦恼。从来没有谁告诉我们如何从爱情中得到更多的快乐,如何避免爱情的痛苦。婚姻和家庭也一样,既能给人快乐,也能给人痛苦。有时因为一念之差把一个温馨可爱的家搞成了烦恼之源。钱能给人快乐,可是也能给人痛苦。一些人变成了守财奴,成了钱的奴隶。甚至为了钱不但出卖了良心,而且把命都送掉了。可是从小学到大学从来没有人教我们如何做钱的主人。有些人懂得如何花钱,不但生活安排得好,也会用钱使自己得到精神上的满足。但是他们的这份能耐可不是哪位教的,而是自己琢磨出来的。我们的教育之教人如何赚钱,而不教人如何从钱得到快乐,更没有教没有钱也能快乐。这不是本末倒置吗?
经济学里面有所谓帕累托改进,意思是说一项措施使社会中没有人受损,但至少有一个人受益。市场经济就是不断递进性帕累托改进,整个国家就变富了。这里的损益都是经济上的。我们不妨把帕累托改进用在快乐上面,研究用什么方法使得没有人受损,而至少有一个人受益,整个社会的快乐总量因此而增加,社会变得更快乐一些。君子成人之美,就是这种帕累托改进。嫉妒心理或红眼病则相反,它使整个社会的快乐总量减少。可是从学校到社会大家都忙于赚钱,没有人讲这些道理。结果呢,财富是多了,但是快乐总量没有增加。
我一生中有许多朋友,他们有的给了我快乐,有的给了我烦恼。我羡慕那些给我快乐的人,和他们谈话是一种兴趣。他们使我快乐自己并没有因而忍受痛苦。我想学他们如何使人快乐的本事。我想这是天下最重要的学问。那些使我痛苦的人,自己是否增加了快乐,我不知道。但是确实有些人是这样想的,与人斗其乐无穷嘛。而且他们是达到了目的的,那就是文化大革命。文革的真正问题未必是经济界接近于崩溃,而是全国的快乐大大地减少,痛苦极大地增加。要防止文革重演,经济学是不够的,需要一门快乐学。它研究个人和社会以及全世界的致乐之道。它应该贯穿从小学到大学的教育全过程,它用来指导国家的政策,处理对内对外的关系。共产主义、大同世界是人类的理想,它可望而不可及,但是增加全社会的快乐是我们随时随地都可以做到的。大家想一想,这门快乐学重要不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