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于学习的民族才会强大

些记录越多而且详细。这是因为到了上个世纪后期，这些老兵大多保持沉默，而今天，随着他们的年龄增长即将离世，一些日本老兵良心发现，开始通过公布其当时日记等方式，重现那时的真相。在日本的这类图书中，经常可以看到这些日本老兵躺在床上接受采访的形象。也有一些这类图书是有良知的日本教育界人士主动收集文献编成的。正是由于他们留下的无可辩驳的记录，使任何一个日本人都可以轻易触摸到南京大屠杀无法否认的证据。

    这类图书包括——小野贤二等著记录了南京大屠杀的皇军士兵——第十三师团山田支队士兵的阵中日记、笠原十九司的南京事件——亲历者27人的叙述、星彻及渡边春已等合编的南京大屠杀——历史篡改者的败北、南京大屠杀与日本军——幕府山杀害中国战俘事件等。

    从日军史料看来，当时南京的中国人并非人人任其宰割。例如，我所见的南京事件中记载，12月23日或24日，有一个勇敢的中国人，持刀悄悄潜入日军第三十六联队的士官宿舍，乘夜暗和日军警备松懈的机会，连续杀死多名日军。奥宫的记录中，告诉他这件事的第三十六联队士官称日军小队长级士官就被这个中国人杀死10人或11人。虽然，日军为此进行了血腥的报复，但我依然为这位在日军兽行中不屈的中国人感到骄傲。即使在最黑暗的时候，我们的民族依然有血性的光芒闪烁。这是在研究南京大屠杀相关文献时，唯一让我感到欣慰的事情。

    对于大屠杀中的死亡人数，有些图书有不同的看法，但是这些图书都承认和证明南京大屠杀的存在。

    第二类是对日本以外记录南京大屠杀事件文献的翻译，其中包括拉贝日记、马基牧师对南京大屠杀的纪录、秘藏照片中的南京事件等，也包括中国方面的若干文献。这些文献也间接地提供了对于南京大屠杀的证据。

    第三类就是否定南京大屠杀的作品。这里面还可以分成两类。

    一部分是若干参加过南京作战的日军，为了否定曾经有过的罪行进行辩解的文章。如原日军士兵吉本荣的作品——南京大屠杀，虚构的粉碎、松井石根的秘书田中正明所出版松井大将阵中日记等。这些作品开脱的内容虽然较多，但是由于无法改变史实的存在而软弱无力，如松井大将阵中日记里面多有内容显示松井石根不应为南京大屠杀负责，然而，在法院审理有关人士对此的诉讼中，发现这部日记，居然被田中修改了六百多处！

    另一部分是右翼作家和所谓历史学家的作品，主要是对南京大屠杀的种种证据进行质疑，反驳，如东中野修道的南京事件全体像、南京事件证据照片的鉴定、松村俊夫的南京大屠杀的大疑问等。日本右翼团体是日本社会的一个特殊集群，他们顺应一些日本人不愿意相信日军曾经作出如此暴行的精神期望，写作了大量否定南京大屠杀的文献。这些文献在众多历史记载中根本不堪一击，以至于我认为右翼人物写下这些文字时，他们自己都难以相信。只是由于前面提到的民众精神期望，这些荒唐的文献才有了市场。这些文献，政治的目的是第一位的。

    真相的遮蔽

    对比确证和否定南京大屠杀的作品，可以发现两个特点。

    第一，确证作品中日方人员提供的证据，否定派的右翼作家总是尽量回避。

    第二，确证作品每本书中都有几十甚至上百人的证明，如松冈环的南京战——寻找封闭的记忆记录了102名日军官兵对大屠杀的证言。而否认南京大屠杀的作品，很多都出自同一人之手，像东中野修道的作品，就占了大约1/3。

    否定派提出的观点，主要是认为南京大屠杀的证据不足，并想方设法在现有证据特别是中方提供的证据中寻找漏洞，肆意歪曲，大约因为中方大多不能看到他们的作品，也很少有用日语进行反驳的可能。这样，他们的所谓“解析真相”才能得到更多日本人的认同。举例来说，亩本正己的真相，南京事件——拉贝日记检证文中称拉贝记录了南京只有几千中国战俘被杀，而不是中国所说的数字。实际上，拉贝的原文是“日军以几千人为单位将中国残兵拉去杀害”既忽略了拉贝日记中其他地方对于日军杀害平民的记录，也曲解了这句话中“为单位”的关键含义，不知道这是无意的错误，还是故意的误导。

    谎言的重复，有时候也会掩盖真理，或许，这就是右翼作家们的目的。也颇有一些日本人表示“南京大屠杀这件事，正反两种说法的书都有，没有时间去看，所以也不知道哪个是真的”

    从现在的情况看来，排除过去几十年各种政治因素的干扰，能够达到让大多数日本人认识到南京大屠杀在历史上的真实存在，并促其反省，是中日两国历史学家已经共同做到的良好成就。应该承认，一些日本学者，在承认和保存南京大屠杀历史事实方面，也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如南京战的作者松冈环，不过是一名有正义感的普通教师。而上个世纪80年代，一些日本教育工作者甚至为右翼指责教科书中对南京大屠杀的记录为虚构而将其告上法庭，保证了南京大屠杀和日军侵略亚洲各国的内容被保留在日本历史教科书中。在日本，这称为“历史教科书事件”

    然而，也有一些右翼分子依然在顽固地阻止这种真相的传播。

    例如，日本偕行社原是一个坚决否认南京大屠杀的出版机构。但是，由于无可辩驳的证据不断出现，1989年偕行社在新书南京战史中承认了南京大屠杀的存在，并公布了一些证据（虽然屠杀中殉难的人数它并不同意中国的说法）。结果，它遭到了日本右翼的强烈反对。右翼分子投书威胁出版社，列出了以下五条“反对意见”：一、编辑委员会认为屠杀战俘非法，这在法理上还要商榷。二、即便是有这样的事，你们有什么必要一定要把它公开？三、发布的数字不能100%确定核实，就不应该发表意见。四、败坏光辉皇军的名声。五、引发中国国民的不满。

    这些指责可以看出多为蛮横而荒谬，而偕行社事实上还是比较右翼的出版社。由此，也可看出日本右翼的嚣张和有关学者的艰难。但是，看到大阪府立图书馆开架阅览室书架上三十多册揭露南京大屠杀的文献，我觉得对这些日本学者的工作，是应该予以肯定的。

    在我的调查中，大多数日本人对日军在二战中的暴行，保持一种尽量沉默的态度。在柴岛中心时我曾请教过日语的横山先生（他到日本前曾在我国辽宁某县担任过政协委员）对我讲，这种沉默，其实更多表示的是一种默认，他们期待着自己的民族逐渐忘记这段历史，也更期望他人对这段历史的忘却。今天的日本人不希望被和他们父辈、祖父辈犯下的罪行联系在一起。“欠了人家的债总是不好受的，日本人普遍期望历史的债务被尽快遗忘。”显然，这和我们“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的看法正相反。

    不能忘却的纪念

    我所接触到的日本人，从不会主动和我说起这个话题，仿佛这次惨案已经被遗忘在这个民族的记忆中。即便在南京大屠杀发生70周年的日子，日本的舆论并没有特别的反映，假如对比广岛和长崎，几乎可以用冷淡来形容。看来，在日本人的心中，所谓值得反思的战争伤痛，更多的还是自己体会到的部分吧。

    可以感到，日本社会主流对南京大屠杀，是在期望最大限度的回避和遗忘。甚至有的日本人认为中国人也应该忘掉这段历史。

    可是，作为一个中国人，恐怕是永远无法接受这种想法的。

    正如我一位朋友参观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后，写道：“我终于来了。并且明白了一件事：人是有根的。而我的根的一部分已经留在那里，留在南京大屠杀，留在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只要再听到这两个词汇就永远不会忘，我是谁，我背负着什么。什么是自己必须扛起的责任。我来了，我明白了，我是那些死难者的同胞啊。”犹太人知道，他们的根已经永埋奥斯威辛。而我，中国人的根，永埋南京大屠杀纪念馆。

    记得我当年从纪念馆出来，发过一个誓，等自己有孩子，一定要他来南京，来这里看看。后来和朋友闲聊，提到南京大屠杀纪念馆，他突然非常严肃地说，等我有了孩子，我发誓一定要领着他去南京，去南京大屠杀纪念馆看看。我说，真巧，我也发过这个誓。那一刻，我们都认真盯着对方的眼睛，我们都相信，这个誓言都是真的。

    前事不忘，才是后事之师。我知道，假如再和日本人谈起南京大屠杀时，我朋友的话是我最应该告诉他们的。

    怎么记忆城市的过去——南京还是最伤感的城市吗？

    1998年，新周刊推出“中国城市魅力排行榜”专题，南京被评为“中国最伤感的城市”现在的南京也许还跟多年前的一样，但这座城市的沉痛过去和当下生活纠结在一起，变成了复杂和难以表述的现状。

    “如果我不曾得知南京暴行，面对这样一个拥挤而繁荣的城市，我无论如何也无法想象所发生过的一切。”十四年前，当张纯如在南京浩劫中写下这句话时，南京还不是此刻的南京。那时，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在一个小房间里建立还不到十年，大多数年轻人刚刚发现这段令人不安的屠城史，城里为数不少的屠杀幸存者还能向人们仔细说起往事。

    整个炎热的夏天，经过对九名幸存者的走访，张纯如发现了埋藏在这座城市地下的另一段历史。有人说，正是因此，她陷入了伤感的情绪中无法自拔，用自杀了结。但这段历史，能用伤感来形容吗？

    沉重的城市

    无论六朝、七朝还是十朝古都，南京的历史随着改朝换代往往都免不了一场屠城。经历过东吴、东晋、宋、齐、梁、陈、南唐、明、太平天国、中华民国这些有据可考的政权，最早的南京城早被埋在层层尸骨下。今天的南京城大致是朱元璋在600多年前建应天府时定下的格局，按照南斗北斗聚合的形态修建的城墙是世界上现存最大的城墙。

    在南京定都的朝代中，明朝是唯一一个算得上长久的，但在南京也只待了七十年不到。朱元璋死后，子孙争位乱作一堆，最后朱棣迁都北京，又造了座北京城。按照邪门的说法，曾在南京定都的其他九个政权没有一个在南京长命到六十岁，如果燕王没有下定决心迁都，明朝有可能就此气绝。事实是怎样的，后人早已无从勘探。术士夜观星相看到的紫金山上的“王气”如今只是大堆的陵寝，曾经可与北京紫禁城齐名的明皇宫也早已毁于纷飞战火和“各种原因”

    城南的中华门是为数不多还能诉说这座城市的历史的遗物。从公元前范蠡在这里筑起越城到明朝改造为聚宝门，这道门多次毁于炮火，又多次被重建。1937年12月10日，日军攻陷唐生智部队看守下的中华门，从这里一路往北开始了三个月的大屠杀。

    如今，中华门依然是南京的重要地标，中华门长途客运站是所有自南向北经过南京的客车必到之地。但客车不再会穿过中华门的城门，那里已经是一个宣扬“瓮城古文化”的旅游景点。城楼上两排整齐的士兵手举黄色大明旗守护着城门，近看却是雕塑，头上顶着赞助商的商标。下着瓢泼大雨的清明天，行人躲在侧门下避雨，情侣在废弃的副城楼上低头不语，城门淹没在灰色的水气中，唯有这商标和正门两侧用彩色塑料泡沫竖起的“华表”兴高采烈。收门票的小妹不会知道，70多年的某一天，就是这座现在价值25元/人次的城门失守，唐生智背弃了“共存亡”的誓言坐着小船、扔下了城中的十万部队。

    日军也许是穿过城门，也许是跨过城门的废墟，直到最北的下关江边。全城守兵和平民对着三面合围的日军和江上的军舰，我们已经很难想象他们当时的情绪。从三岔河一路往东，江边一路都是万人坑，燕子矶的江滩上堆起了五万多人的尸骨。对着江边路上孤立着的一块块大屠杀墓碑，在这座城市，任何情绪都显得无力。

    悲伤的主题公园

    南京从来不缺墓碑。不同的是，有些人的墓碑是葬后就被竖起的，有些人是被遗忘了很久才被放进了同一块墓碑下。在那段大多数人还不了解大屠杀的时候，无数尸骨被重建的砖石压得更深。即便是大马路这样民国首都最热闹的商业街，如今也被籍籍无名地晾在了江边。

    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有冤魂。在张纯如到来的十年前，一场重新发掘屠城历史的运动开始了。各家各地寻到了尸骨，幸存者们露出了全身的伤疤，江东门就地建起了屠杀纪念馆，夏天闷热的小房间里，人们看着万人坑里的残骸和发黄的泥土。日本人来了又走，有说真，有说假，但一段阴森的屠城史可以被捏造吗？

    二十多年来，南京大屠杀纪念馆越建越大，当时的几间小房间在南京大屠杀七十周年时被翻新成了一个巨大的博物馆。入门处，一排遭屠杀平民的塑像带领着我们进入广场，解说员解说着广场上这些巨大的雕像都出自我国著名艺术家之手，用艺术形象再现了民族的苦难和不屈。万人墙上记录着有名可考的遇难者，纪念日里常常有白头的老人在哭泣，媒体的闪光灯在闪烁，人群在这里鱼贯而入、鱼贯而出。仿奥斯威辛遇难者纪念馆的矗立的大理石间，工作人员告诉大家可以花五十块请“平安香”再往外的绿地上是巨大的和平女神像，被组织来的孩子们在这里嬉笑玩闹，照相合影。我们真的能靠这些亡魂来保佑我们和我们的孩子“平安”么？他们的尸骨仍在地下未寒，到底是我们保护他们还是他们保护我们？

    每年12月13日，总是天阴，南京城头响着彻耳的警笛。清明重阳，从雨花台到江东门甚至是每一个无名的纪念碑前都会被摆上花圈，年轻人在镜头前宣誓要将祭扫亡灵的传统延续下去。

    相比起张纯如来的时候，有更多人知道南京大屠杀了，可幸存者也越来越少。

    南京没有日式生活

    叶兆言说南京人能忍耐。火炉般的天气、刺骨的寒冷，他们统统忍了。周边上海这样大城市的“欺负”他们也忍了。出自每个人的地方情结，南京人总爱说红楼梦，毕竟跟屠城相比，莺歌燕舞才让普通人喜闻乐见。

    南京人每年都要搞“金陵十二钗”的选举，从宝钗黛玉的各前十名中选出“金钗”、“银钗”、“铜钗”还有“最上镜小姐”作为城市形象代言人。在一个城里的选举总会闹得沸沸扬扬，动不动身边就会经过一个“湘云组第四名”成为茶余饭后的谈资。后来大概是觉得不够，在夫子庙段的秦淮河边索性竖起了十二钗的像，游客们纷纷跟那十二个雕像合影。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让人欢天喜地的地方，却让出租车司机头痛。载着我们的当地司机一听到夫子庙就不高兴：“要是没有夫子庙、没有新街口，我的生活会幸福得多。”他说那里的交通太差，永远在修路，又永远都是外地人，贵而不实在。说到底，秦淮河上修的龙灯、十二钗统统是给外地人看的。

    我们在南京一家日式酒店遇见的餐厅服务生高志单用另一种方式表达了同样的观点。喜欢日文的她跑到省会南京学日文，却发现这里的日本人实在少得可怜。有时她会友好地问日本客人饭菜可好“他们就很害怕的样子，可能从来没有中国人在这里对他们这样吧”在餐厅实习的一年多里，她始终没有办法完成锻炼日语的目标。她告诉我们，在这家为了纪念中日友好建立的酒店里，曾经因为出资方是日本人的原因聚集了大多在南京的日本人，可随着日方在几年前的撤资变得客源稀少。日本人越来越少是自然的，中国人又因为它的身份很少进入——至今还有人在网上谩骂酒店外形像一把插入五台山的军刀柄。她说她喜欢日本的干净和日语的好听，大屠杀只是现在那些日本人祖宗干下的坏事，没有必要把仇记在现在这代日本人身上。

    对于这样一个小女生，她大可离开南京，到附近的苏州上海甚至真正的日本去实现她的日语梦。可对于这座城市，可以吗？这里满街都是日本品牌的私家车，却不敢有一家出租车公司用日本车；纪念馆里曾经因为使用日产空调遭到痛骂；在美食杂志上的日式餐厅介绍，其他城市会有一大串，而这里只有寥寥几个。

    曾经有一段时间，南京要把自己变成一个“博爱之都”因为即使是一次次的屠城，这里的人们依然忍耐、宽容。在电影里、在图片中、在文字间，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遭受过蹂躏，可是时间一长，再也没有更多人提起。

    张纯如看到的南京也许还跟现在一样：老伯在人行道上来往的自行车中就着凉椅自顾自听周璇唱着“花样的年华，月样的精神，冰雪样的聪明，美丽的生活”学生们捧着书走在曾经是“金陵大学”的林荫道上“励学敦行”街边女子自豪地用南京官话跟外地人说“咱南京人不兴二百五”旧城区路边的树枝总不小心就长进了人家窗户。

    这座城市有着沉痛的过去，但人们还要继续生活下去。国家、民族、历史、仇恨、痛苦这些大词和每个人的卑微生活纠缠在一起，任何人的情绪都变得复杂，你会发现任何描述都难以启齿。

    去南京，亲自凭吊这一切，也许你会知道答案。

    陆川解读南京——生死之城生死之问

    南京大屠杀，是72年前的事。

    侵华日军在1937年12月13日之后长达数月的屠杀，超过30万中国人成为冤魂。在当代中国人的记忆里，没有什么比它更沉重。

    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那么，我们该记住怎样的历史？是侵略者的凶残，遇难同胞的悲惨，还是为复仇而铭记的国耻？

    可以宽恕，但不能遗忘（曼德拉语）——那么，我们又如何选择宽恕？法国哲学家jankelévitch说“宽恕在死亡集中营里已经死亡”宽恕是否在南京这座生死之城中已经死亡？

    72年来，以南京大屠杀为题材的国产电影不下十余部。今年四月，除了拉贝日记，我们还将看到陆川编剧和执导的南京！南京！。

    陆川怀抱探究历史真相的诚意，不止于呈现屠杀与强奸，更表现抵抗与反省。在他的电影里，暴力不是第一位的，仇恨也不是，宽恕也不是，直面人性才是。

    这是中国的一位70年代生人与历史的对视。中国的新生代已经有了新的自信、自省意识和承受力，开始再次打开暗黑之盒，走进生死之城，发出生死之问，触摸民族的伤、人类的伤。

    中国电影，因陆川的勇气和超然而进步。南京大屠杀，因南京！南京！而展开新的历史与未来的思考空间。

    今天之所以区别于昨天，恰恰是因为昨天的感受依然在我们心中（与青春有关的日子语）。今天，让我们看陆川解读的南京！南京！，看黑暗生命中的亮色，维以不永伤。

    来自:新周刊的blo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