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麦当劳

    “你所处的文化背景可能塑造了你的思维方式，但要谨慎，对此观点不要过分简化。”edyong提醒说。

    作为一个物种，人类在基因上没有多少显著差异，我们往往忽略了这一共性，而更多地去关注不同群体之间和不同个体之间的差异。这种倾向所带来的最坏结果，就是排外和种族主义，当然，它也会产生某些良好的效果——对异国情调的痴迷。

    我们对东方文化充满浪漫的情怀，超越了对其他任何事物的喜爱。长久以来，艺术家和旅行者有着这样感叹：在地球的另一边，世界上最为古老的几大文明，孕育了截然不同的语言、文字、艺术、文学、音乐、饮食以及时尚潮流。当代世界在通讯、交通以及互联网领域的迅猛发展，使得不同文明间的差异正在渐渐被消除。然而有一种差异正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那就是东方人和西方人持有不同的世界观。

    心理学家所做的大量实验，似乎支持了目前比较普遍的看法，即东方人倾向于综合地（holistic，亦即“整体地”译注）认识世界，这种观念植根于道家的宗教典籍和儒家的哲学著作；而西方人则倾向于分析性思维，这种观念来源于他们归纳主义（reductionism）、实用主义等哲学传统。然而最新的研究表明，这种流行的看法过于简单片面。我们逐步地认识到，一个人既可以综合性（holistically，亦即“整体性”）地思维，也可以进行分析性地思维。并且，我们也逐步的明白了，是什么原因造成了我们的思维在这两种模式之间转换。

    密歇根大学的richardnisbett是这一研究领域的先驱之一。在思维地理学(thegeographyofthought)一书中，nisbett详细地介绍了他在2001年所做的一项研究：他要求美国学生和日本学生分别对一段有关水下场景的动画片做出描述。就像流行的观点所认为的那样，美国学生以某些显眼的物体，如色彩斑斓的鱼或者水生植物开始他的描述；而大部分日本学生的描述则以背景环境开始，比如“事情发生在一条小溪里”或者“水是绿色的”此外，他们还提及物体和所处环境的关系。另一个实验使用了视线追踪仪来了解人们如何观察一幅老虎的照片。nisbett发现美国人往往迅速的将视线集中在老虎身上，而中国人的视线则频繁的在老虎和周围环境之间转移。

    文化差异可能延伸到人们认识因果关系和逻辑运作的方式上

    多年来，nisbett和其他学者积聚的证据表明，视觉关注点的差异影响着东西方人看待世界的方式。首先，它影响着人们对事物的分类:东亚人往往就相互关系来对物体进行归类，而美国人则以事物的共同属性为基础进行归类。当面对小鸡、奶牛、草地的图片，并被要求在其中选出两个最为相关的图片时，大多数美国孩子选择小鸡和奶牛，因为它们都是动物，而来自台湾的小孩往往将奶牛和草地归为一组，因为其中一个会吃掉另一个(internationaljournalofpsychology，vol7，p235)。类似的，美国学生将猴子和熊猫归为一类，而中国学生则把“香蕉”和“猴子”配在一起(journalofpersonalityandsocialpsychology，vol87，p57)。

    在对因果关系的认识上，东西方也存在着截然不同的方式。当讨论一桩谋杀案或一场体育比赛时，美国人更多地会根据其中人的个性或能力（abilities）来解释，而中国人则倾向于借鉴某些历史性的因素。有人作了研究，把美国和中国的两份报纸关于谋杀案的报道作了比较：美国一家报纸刊登了近期发生在美国的一起凶杀案，一名邮局职工枪杀了他的老板以及几个无辜的旁观者；中国某报报道了一个毕业生枪杀其导师以及几个无辜者的事件。美国报刊更多地侧重于推测杀人犯的精神状态，而中国报刊则强调分析凶手与其导师的关系，以及可能导致这场凶杀案的广泛的社会性因素，比如中国缺乏宗教信仰[1]，或近来世界其它地方发生了大屠杀事件等(journalofpersonalityandsocialpsychology，vol67，p949)。

    文化差异还可能影响人们逻辑的运用。中国人喜于使用“矛盾”的观点，并在矛盾双方之间寻求中间立场。而美国人往往接受一方的主张而排斥另一方。例如，nisbett发现当看到有关女儿反叛母亲的报道时，四分之三的美国人认为其中一方是错的，而与此相反，四分之三的中国学生会从双方各自的立场出发，去协调女儿与母亲之间的矛盾(americanpsychologist，vol54，p741)。

    一次次的类似研究似乎支持了一种基本的观点，即存在两种不同的思维模式。西方人似乎以一种分析的方式来认识世界，将关注点聚集在某些显著的事物上，并对之进行分类汇总，再进行逻辑检验。东方人则采用了更全面的视角，他们往往会较多地去考虑事物的背景，分析其与环境间变化的关系。

    nisbett指出，历史文化因素是理解这种差异的关键所在。古代中国大规模、集约型的农业生产，要求农民之间建立复杂的合作机制，另外，上至皇帝下至农民间存在着严格的阶级制度。“你必须要知道其他人在做什么，你也必须要服从命令，”他解释说“这种对行为强大的社会性制约一直以来是东亚人生活中的重要特征。”在常被认为是西方文化发源地的古希腊，情况则大不相同。如此规模的农业生产是不可能实现的，大多数工作不需要很多人之间的相互合作。古希腊人过着独立的生活，崇尚个人主义。这使得他们倾向于去关注独立的事物和目标，而不会过多地受到他人需求所限。这一特点在西方文明中一直延续至今。“如果以上所言皆属实，那就不是东方与西方的区别，而是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之间的区别。”nisbett说。

    错误的“二分法”？

    当然，用个人主义/集体主义这种简单的概念，去解释世界各地人群间的行为差异性，这种尝试是非常吸引人的。这也是大多数心理学家乐于沿用这种方法的原因。然而，近来已有证据显示“东方—西方”两种模式之间并非泾渭分明。

    首先，一些对人类如何认识自身的研究打破了“个人主义的西方人”和“集体主义的东方人”这种简单的概念划分。这些研究表明，世界各地人群的性格特征间存在着连续性。比如，同是“个人主义”西欧人要比美国人更接近东亚人。

    因此，也许其他的研究得到下边的这些结果就不令人惊讶了。这些研究发现，地域因素以及当今社会的因素，而非大范围的历史或地理因素的作用，才是塑造某种特定思维方式的原因所在。例如，nisbett研究小组最近对生活在土耳其黑海地区的三个族群进行了比较，这三个群体拥有同样的语言、血统和地理环境，但却过着不同的生活。三个群体中，农夫和渔民的生活区域比较固定，他们要进行贸易往来必须通过广泛的合作，而牧羊人则流动性更强也更独立。nisbett发现，农夫和渔民在心理认知上要较牧羊人“整体”（holistic）一些，他们更倾向于以事物的相互关系分类，而非根据事物的属性。例如，他们会把“手套”与“手”之间建立联系，而不是将“手套”与“围巾”联系起来(proceedingsofthenationalacademyofscience，vol105，p8552)。这种马赛克拼图似的思维模式在东方也可见到。“北海道在日本类似于美国的西部，”nisbett说“那里的居民类似于西部牛仔，非常独立、个人主义极强，从而可以肯定，与日本其他地方的人相比，他们在认知模式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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