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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模式上要更为偏向分析。”

    现在是摆脱对东西方哲学简单化认识的时候了么？密西根大学的daphnaoyserman给以肯定的回答。她不认同用历史因素来解释现代人的行为。“如果介入历史的因素，我们就无法进行测试，”她说。“但我们可以测知环境是如何引起某种特定认知模式的。”

    被孤立与顺服（isolationandconformity）

    首先来看“社会性”孤立。一些人认为，东方式的世界观的形成，部分可归因于担心（concern）被所在社会群体（socialg肉ps）所孤立（isolation），这使得人们倾向于去顺服（conform）并维系这种人际关系网络。奥斯丁得克萨斯大学的artmarkman和他的同事kyungilkim想要看看究竟“孤立”（isolation）会如何影响到美国学生的认知模式，于是首先就要求学生们回忆自己被孤立或者孤立别人的情景(journalofexperimentalsocialpsychology，vol42，p350)。然后，让学生们看一些背后配有各种背景的不同奶牛的照片，并在随后给出的大量照片中找出先前曾看到过的那些奶牛[2]。对于刚回忆过排斥他人情景的学生来说，奶牛是否处在相同的背景之下，对他们的判断没有多大影响。而回忆了被排斥情景的学生，当奶牛位于跟之前一样的背景下时，他们则能更好地将奶牛辨认出来，这表明他们更为关注奶牛和所处环境的关系上。事实上，如果把同样的任务给东亚学生去完成的话，他们的表现会与后一组学生相近。

    这一实验结果表明，西方人的心理结构表面上看起来与东方人是不同的，而当引入社会孤立这个因素后，两者之间就鲜有差别了。实际上，oyserman对67个相似的研究进行了分析，揭示了社会环境是如何轻松改变人们思维模式的。例如，心理学家曾“诱导”（primed）东亚志愿者产生个人主义的思维模式：只要让他们想象一下网球单打，或者圈出表单数的人称代词（single-personpronouns），或者整理（unscrambling）含有“独特”、“自立”、“孤独”等词汇的句子。在大量实验中，来自单一文化背景的志愿者——不论东方西方，其在行为上表现出的前后差异，与那些传统认识下的集体主义者和个人主义者之间的差异一样大。

    既然我们的思维模式能够轻易地改变，那么认为分析性思维或整体性思维的差异源于人脑中某些深层次差异的观点也就是无稽之谈了。事实上，我们成长环境的文化背景给了我们某种特定的方式去认识世界。“每个人都可以用两种方式中的任一种去思考，但平均而言，人们总是倾向于其中的一种，”oyserman这样说。

    “不应以文化为线划分世界，我们要认识并培养认知上的灵活性”

    大脑成像技术支持了这种观点。在一项要求观察一系列内含线条的方块的实验中，来自麻省理工学院的treyhedden发现，对于东亚人，当他们被要求不考虑周围的方块，而只要识别出相同长度的线条时，涉及集中注意力的脑区域就会工作得特别辛苦，这是一项需要你聚焦于某一事物而不管其周遭环境，并作出“绝对”性判断的任务。但对于美国人来说，当要求识别线条的长度与方块的比例差异时，他们大脑中的同一区域也会工作得特别辛苦，这是一种对“相对”属性的判断，与环境的关系非常关键(psychologicalscience，vol19，p12)。换句话说，当“执行”与其文化习惯不一致的任务时，人们就得更“辛苦”地去思考。大脑使用相同的部位去处理不同的任务，但是，文化差异影响了该大脑区域解决不同任务时的熟练程度。

    令人惊奇的是，hedden还发现，在这两组人群中，强烈认同美国文化的人认为，需要作出“绝对”性判断的任务较容易。而且，接受多元文化熏陶的人，进行思维方式的转换相对轻松。加里佛尼亚大学的veronicabenet-martinez发现，在东西方两种文化环境（译著：如香港）下成长起来的人，其思维模式就极易通过引导而改变。当她要求一组中国香港地区的学生观看一条鱼在浅水中游泳的录象时，如果学生之前先被示以象征美国的图像，如星条旗，那么他们就会对录像作出如下描述：“这条鱼在带领其他鱼游泳。”而若之前被示以象征中国的龙的形象，则背景环境的重要性就会增加，学生们更可能对录像进行这样的描述：“一群鱼在追赶这个背叛者。”(journalofcross-culturepsychology，vol33，p492)。

    很明显，对思维模式做出“东方式综合”和“西方式分析”的区分太过肤浅和模糊。“如果我们的思维模式实际上是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而变化的，”oyserman说道“那么，心理学家应当致力于探究什么样的环境导致‘综合性’思维，什么样的环境又激发了‘分析性’思维，而不是维持上述错误的分类。”

    牧羊人的后代更可能有个人主义思维？

    所谓的“二分法”是在有限论据的基础上得到的，在许多研究中，常常只把中国和日本作为东方的代表，而把美国和加拿大作为西方世界的代表，对从南亚到拉丁美洲的许多地区，研究者的足迹几乎不曾涉及。即便是在广受研究者青睐的欧洲，也大多由德国和荷兰这种不具代表性的国家来体现。“在那些被忽略的地方，综合性思维、分析性思维的情况可能大为不同，”oyserman说到“我们应当给予那些未被研究过的地区以充分的重视，比如中东、非洲和拉丁美洲地区。”

    由此可见，东亚人、美国人或者其他任何地方的人种，在思维上并没有多大的不同。我们都既能进行分析性思维，亦能进行综合性思维。“不同的社会环境导致了在特定的情形下，需要某种特定的思维模式，”oyserman这样解释说。但是，与其按照文化来分裂这个世界，不如好好地认识并培养我们思维的灵活性。“综合性思维和分析性思维各有许多优势，”nisbett说道。在多元文化的世界里，应学会根据所处的环境来选择适当的思维模式，这对我们大有裨益。

    [1]译注：显然中国的报纸不会做此分析，此处反映了西方人的一种偏见，认为道德必须是建立在宗教基础上的，而在宗教影响向来薄弱的中国，必然道德基础薄弱，这便是导致凶杀案的原因之一。但实际上，早在文艺复兴之初，伏尔泰等思想家们就对中国的道德观与宗教的关系大大加赞赏，并努力构建新的不基于基督教的新的道德观，此处的“缺乏宗教信仰”可能是本文作者或者所引文献的作者在在这种偏见的基础上进行的错误判断。

    [2]译注：译者认为，这个实验大约是这样的：有一个大屏幕，就是文中所说的“背景”屏幕前展示奶牛的照片，参与实验的学生看照片的同时也会看到照片之后的背景。实验的第一步，是在特定的屏幕“背景”下展示特定的奶牛照片；第二步，是在不同的背景下展示不同的奶牛照片，对于头一组（回忆“被孤立”的），之前看到的奶牛照片是否出现在之前的背景之下，并不怎么影响这组学生对奶牛照片的识别；而第二组学生（回忆“被孤立”的），在奶牛照片和背景跟之前一样时，更容易识别出这个奶牛照片来。第一步也不是一样背景。你可能是理解的，但是这么表述容易让人觉得第一步是不同奶牛站在相同背景。

    [3]作者以西方人的视角思考问题，这同样适合我们。

    原文，译者：思无邪他的更多作品请点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