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美国青年遇到中国愤青

现后，中国知识界对于国外一切“精神食粮”和“物质食粮”像黑洞一般地汲取，使得中国公众那无形而巨大的“听诊器”离世界的心脏并不遥远；与之相对比的是，西方世界对于中国的认知，虽在过去几十年中有所提升，但基本上还是断裂的、滞后的，甚至极度误导的。

    另一方面，从道德判断的层面，中国对于西方媒体、西方民意，以至于西方价值观，带有一种近乎不切实际的善意期待和追随情节。而令很多国人愈来愈幡然醒悟的是，原来西方媒体和隐藏在媒体后面那“沉默的大多数”永远是“不惮于以最坏的恶意”来揣度中国、中国政府和中国人的。

    于是，随着知识逆差越来越大，心理的落差也变得越来越不可弥合。而这些，都是不可持续的。

    要是放在一般的成年人身上，明白个道理，发两句牢骚，也就算了。可青年人就不会有这么好的城府和心理承受力。特别是，现在所有30岁以下的青年，都是出生、成长在改革开放以后。在他们整个的成长历程中，中国作为一个复兴重振的大国，一路高歌猛进，几何级跳跃式增长。在中国愈见强大的背景下，是中国青年一代的超强自信，以及对于国家民族的高度认同。他们心目中的中国，与西方媒体里的中国，形成了刺眼的反差。

    于是乎，年轻人本来希求被社会认可的焦灼心理，与整个民族希图被尊重认可的巨大饥渴，合流与共振，往往以一种冲关夺隘的激情和愤怒，在虚拟和实际空间中蔓延开来。

    到底是谁在误解中国

    “愤怒”的理由似乎很充足了，但对于一个民族来说，总是血脉贲张地痛斥、倾诉、驳斥，对于民族心理的保养来说，也未见得就是好事。西方媒体和西方主流舆论对于中国发展的误解、低估和不认可，甚至还有刻意的歪曲、丑化、妖魔化等等，细细想来，都不值得让中国这样一个民族为此“不高兴”

    首先，跨文化之间的误解是必然的，是不可避免的常态xìng交互关系。改变一个国家国民对于另外一个国家的认知，绝不可能在一代人之内完成。且不用讲人类认知本身具有的滞后性、程式化和集体惰性，单就中国发展跃进本身的“史无前例”特征，已经让中国人自己都目不暇接了。在短短一代人的时间内，中国完成了西方国家五到十代人所走过的路程。希图别人能够“灵魂深处爆发革命”来个180度的思维转弯，要求也未免太高了。

    再则，换个角度看，到底是谁在误解中国？

    从战略利益上讲，最安全的策略应当是让朋友高估自己的实力，而让潜在的对手低估自己的实力。既然西方的一味赞美恭维之辞解决不了中国面临的多重实际问题，同理，其出于各种心理而散布的阴暗诋毁之语，也伤害不到中国健康积极发展的根本。

    其实，从“愤青”的现象扩展开去，我们民族在整体上要证明自己的急迫感，以及随之而来的那种失落和不平衡感，也还是“炫富心理”在作怪。究其本质，还是我们自己有很大程度上的不自信和不自知。

    该怎样正确认识“民族主义”

    “一腔热情”也好“失去理智”也罢，过去十几年中国所出现的“愤青”现象，也着着实实改变了中国外交战略决策以及国民心理构成的固有框架。

    西方评论家往往给中国的“愤青”群体，贴上一个“民族主义者”的标签。虽然没有加上“极端”两字，但“民族主义”一词在美国政治话语体系中连带的“极端主义，种族主义，暴力扩张倾向”等暗示寓意，则是不言自明的。这本来倒也无关紧要。关键的是，我们自己对于“民族主义”本身所具有的进步意义不太清晰，生怕沾上了“纳粹”、“种族屠杀”、“军国主义”的恶名，总是忙不迭地与“民族主义”划清界限。

    其实，民族主义作为一种思潮和运动的历史进步性，主要体现在一个现代民族国家完成其自我认知和国家认同的过程当中。可以这样讲，不经过民族主义对一个前现代国家人民心灵的涤荡与整合，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就无从谈起。无论是法国大革命，还是美国的独立战争，其实都是根植于民族主义基础上的现代国家生成宣言。

    中华民族虽历经5000余年，但其民族意识和现代国家意识的逐步确立成型，也仅仅是几十年前才开始的事情。民族意识不是自发产生的，而是在与其他现代民族国家的充分交往过程中，通过他人的“镜中我”而渐渐完善确立的。中国虽是文明古国，但其真正打开国门，以“现代民族国家”的心态来拥抱世界的年限并不长。因此，作为一个处于转型期的发展中国家，民族主义为中国的发展和安全，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凝聚力、原动力和战略警觉。

    被美国统领的西方舆论，凡提及民族主义，必挟带上二战期间德国的纳粹主义和日本的军国主义作为注脚。从政治学上讲，这种对于民族主义的定位是不全面的，也是不准确的；从大国博弈的角度看，这种提法又是别有用心的。因为，现代民族国家的生成，无一例外，必然经过民族主义对于国家自身定位的一次全面洗礼；但是，并不是任何民族主义，都必然会走向极端，从而引发民族间的冲突甚至世界战争。

    这种刻意的模糊，其实是西方“中国威胁论”的另一个变种。

    当然，民族主义所显现出来的群体激情，很容易在特殊的条件下，被特定的政治集团所利用，从而导致非理性的政局变动或是政策异动。这也是无数次被现代国际政治的实例所验证的。

    过去几年中，中国先后出现过几波针对美国、日本、法国等国的大规模抗议活动。诸如2001年中美南海撞机后在美国使馆前的抗议活动，2005年在互联网上发起的反对日本加入联合国的签名活动，以及2008年奥运圣火传递过程中出现的抵制法国商品的活动等，都起到了凝聚民意、宣示民族权益、强化国家意志等积极和正面效果。但也不容否认，几乎每一次的群众运动，都不可避免地会出现过激或非理性的言行事例，反而给了国外各种势力以口实。

    以互联网为标志的信息技术革命，无疑也把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之间的互动交流，提高到了一个从未有过的高度和层面。全球化的一体化进程。它不仅使得资金、人员、信息、货物可以在跨国界范围内自由流动，也使得病毒、大气污染物、谣言、愤怒，在虚拟和实际的公共空间内迅速散播。

    传媒环境的复杂化，更加剧了一国外交决策的联动性。关于民族主义，流行的说法是将其比作一把“双刃剑”---既能用来伤人，但挥舞得太剧烈，也可能造成自伤。其实，当网络民意以非理性的喧嚣，劫持平心静气的讨论的时候，网络民族主义更像是一个“没有把的双刃剑”不仅易于伤人，而且无从把控疏导。

    西谚有云“通往地狱的路，是由一块块善良愿望的砖头砌成的。”一腔激情办错事的情况，倒确实是民族主义情绪的致命软肋。

    这里，中国网络空间上对于“愤青”的三种解读，倒是很有借鉴意义。

    原始的“愤青”概念，指的是那些“愤怒的青年”有激情，有想法，不满现实，富于批判精神和理想主义色彩；但也往往显得脱离实际，好高骛远，言论胜于行动。

    第二种是“奋青”顾名思义，奋斗之青年也。这类人，不仅有理想，有责任感，而且脚踏实地，为自己和国家的长远目标，扎扎实实一步一个脚印地奋斗进取。

    第三种是“粪青”也就是“粪土之青年”了。这种人拿无知当个性，以谩骂取代思索；一无所长却又鄙视一切，并用扭曲晦暗的心理解读社会，惟恐天下不乱。

    凡此三种人，孰轻孰重，孰是孰非，每个人自有判断。只不过，躲藏在电脑的屏幕后面，鱼龙混杂的“愤青”群体，也确实让人真假莫辨。

    “愤青”非中国所独有

    “愤青”现象非中国所独有。

    一部世界近现代史，实际上也可以简化为各国“愤怒青年”为实现政治理想，谋取现实利益而与现存的国内、国际秩序进行磨合抗争的互动史。青年人本身的生理、心理特征，带有无可扼制的躁动，不安定和不确定成分，表现为一种集合性的“群体斗志”在这里“愤怒”就像氧气，而“青年”正好是可燃物，遇到好的火种，瞬间便可成燎原之势。

    1946年出生的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在20岁出头的时候也是一个“愤青”在牛津大学攻读硕士学位的时候，就参与和组织了多次反越战的游行。在个人生活上，也是极具反叛意味，在大学里还抽过大麻；虽然后来他强词夺理地辩称“只是抽了抽，没有真正吸进去。”

    同样，1961年出生的现任美国总统奥巴马，在上世纪70年代末，也应该算是一个“愤青”因为对于自己特殊家庭背景和种族身份的彷徨、困惑，也经常喝酒、抽大麻，借以“把那些关于‘我是谁’的念头从脑袋里撵出去”只不过后来，从自我定位的迷惘中走出来的奥巴马，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奋青”走上了一条政治奋斗之路。

    而在刚刚过去的美国大选中，那些追随奥巴马的年轻助选团，为其站脚助威，以实际行动来表达对于前任政府的愤怒。其实，这些年轻支持者们，也是美国当代“愤青”的代表。

    有一点可以肯定，出现“愤青”的国家，往往正处于深刻社会变动的进程中，而其年轻人承载了除去个人人格成熟以外，更大一层的社会和民族责任。可以说，最有自我感，同时也最有世界感的一代人，才会“愤怒”

    由此推论，我们一直以来引为中国新青年楷模的“五四”一代，其实也属于“愤青”的范畴。他们的愤怒和激情，曾经唤醒了一个民族蛰伏太久了的魂魄之声。

    不会愤怒的青年，是没有远大追求的一代人；但是，只会愤怒而不懂得如何超越的青年，又将会把激情变成一股摧毁一切的力量。

    期待“鸟巢一代”有实力、更平和

    对中国新一轮风起云涌的“愤青”现象，国外的学界和舆论界，都是经历了一段手忙脚乱的调整适应过程的。特别是正式登上世界舞台的所谓“鸟巢一代”刚一出场，就让很多自以为了解中国、笃信“历史终结于美国自由资本主义模式”的西方中国问题专家们，跌破了眼镜。

    相当一批美国人，至今都认为中国年轻人的唯一“愤怒”目标就是要推翻政府，建立美国式民主。怎么也想不通，为什么很多时候自己反而成了“惹人愤怒”的对象。

    纵观历史，其实在任何一个波澜壮阔、新旧交替的历史转折点上，强大国家能够脱颖而出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这个国家的年轻人对于整体命运和世界进程的强烈关注和把握。只要一个国家的青年人，真正找准了自我感和世界感，那这个国家的前程基本上已经确立了。“以天下为己任”历来是中国知识分子慷慨激昂的呼声和心声；也许，这一代年轻人眼中的“天下”有着历史所赋予的不同寻常的视野。

    从这个角度上说，评价现在的“愤青”也许最好要等到20年以后，当这些“愤怒”变为平实和实力的时候。

    （作者为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克朗凯特新闻传播学院教授、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讲座教授）

    中美大学生关于“愤青”的交锋

    中国越是想要其他国家的尊重，获得这种尊重花费的时间就越长。尊重是一种价值接受，过程缓慢且直到你应得之时才会获得，而不是自动给予的

    望东方周刊针对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研究生的观点，采访了上海复旦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部分研究生，双方观点如下。

    美国学生部分观点：

    扎卡里舍伍德（zacharysherwood）

    “中国年轻的、受过教育的和精通网络的一代‘愤青’民族主义者，是对这个国家的一种独特的挑战。‘愤青’们表达不满的对象，主要集中在压制中国的外部和外国势力身上。这种社会力量强大且不可预测，应当引起这个国家、政府和人民的关注。”

    约翰尼科尔森（johnnicholson）

    “中国巨大的网民人数，使这种对于外部世界的愤怒情绪存在变成真正威胁的可能性。西方媒体很大程度上没有认识到‘愤青’运动的内在原因。因此我们需要更加重视这个问题，以防在未来发生重创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冲突。”

    苏姗韦勒（susanweller）

    “西方人的沟通方式通常是直接的、生硬的，不太考虑前因后果。然而，中国人的沟通则比较间接，将更多的注意力放在维护尊重、礼貌和解释背景方面，而不是直接的字面意义的沟通。由于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的这种沟通方式上的直接与非直接的本质区别，导致了中国愤青会采取一些不必要的过激行为，去应对国际交往间的一些随意或非随意的言论。”

    杰娜穆瑞（jaynamurray）

    “民族主义对于你称之为家的那个国家来说，是一种积极的因素；但民族主义如果发展成一种对于其他国家的愤怒和仇恨，就不再健康了？中国越是想要其他国家的尊重，获得这种尊重花费的时间就越长。尊重是一种价值接受，过程缓慢且直到你应得之时才会获得，而不是自动给予的。罗马非一日建成，同样，中国只向世界开放了30年，因而获得尊重和理解都还需假以时日。中国将会成功，但作为一个国家，它需要更多的耐心。”

    米切尔范德霍夫（michellevanderhoff）

    “在中国继续发展的过程中，必须以开放和透明的态度面对自己的国内问题，而不是以民族主义分散注意力。事实上，没有一个国家在应对收入差距、环境问题等方面是无懈可击的（我可以举出美国在这些方面的一大串问题），因此不够公开就容易显得家长式保护。”

    辛西娅皮埃特（cynthiapiette）

    “中国近30年来的快速发展，形成了一种与世界其他地区之间的信息断层。要使其他所有国家改变长期以来形成的对中国的看法，肯定需要一定的时间。我觉得，相当一部分美国人对中国抱有敌对看法，是因为这些美国人在成长的过程中，不断地受到关于中国缺乏文明、缺少人权的说教所致。只有持续不断地来自中国的新变化的影响，才能使美国人信服并改变现有的看法。”

    艾哈迈德沙（ahmedshah）（巴基斯坦裔）

    对于中国的刻板观点是“愤青”情绪产生的背后原因---“愤青”是想让世界知道，现在中国处在其丰富的历史新时代。

    现在，是中国年轻人以电子方式把观点向全世界传播的最好时机。如果足够谨慎、不那么极端“愤青”可以作为公关手段，塑造全球范围内对中国的认识。

    来源：瞭望东方周刊记者戴闻名，特约撰稿夏自钊、窦奇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