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面谎言

句“心里话”就被乡镇干部以“影响领导的情绪”为由，打成了脑震荡；天真者如哈尔滨小学生才童童，发现有女老师趁监考老师不注意之时给其他学生扔小纸条，事后对监考老师说出所见一切，就被作弊的老师打了两大耳光，外加拳打脚踢。

    “为什么一个中国人，稍微胆大心粗一点，稍微讲一点点实话，就要遭到这种命运？我认为这不是个人的问题，而是中国文化的问题。一个人生活在世上，就好像水泥搅拌器里的石子一样，运转起来之后，身不由己。”柏杨1984年在美国爱荷华大学演讲，就如是说道。

    因此，中国的行政文化最重视的是集体性而不是法律性，最缺的是知情权和透明度。哈尔滨因松花江水污染而停水，政府只说“管网检修、临时停水”；阜阳多名婴儿因为手足口病死亡，医院和幼儿园门口已挂上“怎样预防手足口病”的宣传单，但政府依旧反应迟钝地宣称“确有几名婴幼儿因患春季呼吸道疾病相继夭折，这几例病没有相互传染联系”——问题是，这些“善意的谎言”都没有拯救这两个城市，人们依旧陷入了恐慌和怀疑之中。

    中国人不敢说真话的原因，人际交往的禁忌是一种，政治的禁忌是另一种。但是，谎言放之男女，只是情趣；谎言放之市井，只是小聪明；谎言放之商场，只是假冒伪劣；谎言放之官场，只是勾心斗角。老公可以对老婆撒谎，但国家不应该对公民撒谎——如果官员只会看条件说真话，如果新闻发言人睁着眼睛说瞎话，公信力又如何建立？

    2008年5月1日，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对中国人而言，是一个新的坐标。但是，2009年，发改委刚明确表示近期不会上调油价，3天后就又发出通知，柴油价格每吨均提高400元；2010年，国家统计局称2009年全国70个大中城市房屋售价同比上涨1。5%，就有政协委员说“全世界人民都不会相信”时至今日“70码”、“躲猫猫”、“俯卧撑”依然作为经典的托词广泛传播。

    一个国家能扛得住多少谎言？论语说“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在古代中国“官”与“民”之间的信息传送是单向的“民”是“愚民”；但在网络发达和传媒发达的现代社会，不实信息只会带来随时被揭发的风险，封闭信息只会带来更多的谣言。

    曾有清算谎言经济学一书，揭露美国房地产和股票市场崩溃的真正原因——结果表明元凶多聚集在充满谎言的华盛顿，而不是华尔街。因谎言而能带来的生产力，是泡沫的生产力；因谎言而带来的表面风光，是短暂风光；因谎言而带来的繁荣，是虚假繁荣。也许，到最后我们会发现，真话才是生产力——无论一个企业还是一个社会，诚信度越低、透明度越低，运行成本就越高，效率就越低下。

    有文章美国人诚实，中国人爱说谎？认为，本性上讲很难说美国人或中国人谁更诚实，富裕本身提高了欺诈的门槛，但不能杜绝欺诈——只是美国健全的法律和信用体系使一般欺诈行为大大提高成本，个人欺诈会导致信用破产，直接结果是：申请不到信用卡、租不到房子、买车买房贷不到款，因此美国人才小心翼翼。

    “如果制度改变成了一个民选的政府，变成了老百姓和公共服务的提供者之间的一个交易，那就是一个交易的体制，就不是一个产生谎言的体制。而且在这个交易的体制之中，各方面一定盯着，你是不是违约了，你是不是诚实地履约了。于是这个体制恰好是一个消灭谎言的体制，一旦你违约，肯定是得不偿失的。”吴思如是说。

    皇帝的新衣里的诚实孩子会使得沉默的人、说谎的人有负罪感，要坚持讲真话的成年人，要有挑战体制的勇气。

    在充满谎言的生活中，你大脑眩晕，想寻回作为一个“人”的立场和尊严，想说一句真话，但当你先看时机、看场合、看情况，再看对方背景，终于，你不得不放弃。

    中国有一个谎言共同体，所有的人都是共犯。如果一个社会默认诚实背后有潜规则，谎言也就有了语法。如果一个社会自上而下流行着谎言的语法，诚实就成了一种反社会行为，谎言就成了熟人社会的通行证。

    不得不说，被社会规范化的“谎言”早已成了“真话”——说者口是心非，听者心知肚明，以致谎言与真话殊途同归——这听起来像句喜剧台词，但背后潜藏的是中国社会的文化悲剧。

    三、他们生产谎言，我们伪装相信

    “说谎”能够降低统治成本，提高统治收益，能够形成对被统治者内心全面的约束。这样一个说谎的、收益很高、成本又很低的历史制度，注定会出现大规模的谎言。

    吴思先后任炎黄春秋杂志执行主编、副社长、总编辑。著有潜规则：中国历史中的真实游戏、血酬定律：中国历史中的生存游戏等作品，引起广泛影响，被称为“潜规则概念之父”

    采访/胡赳赳

    有一种体制容易生产谎言

    新周刊：老子说“智慧出，有大伪”我不知道“伪”能不能理解成“谎言”？

    吴思：可以。或者是伪君子，或者是谎言，都行。

    新周刊：这就存在历史观的问题，什么样的历史是真实的？

    吴思：事实就是，有一种体制特别容易生产谎言、制造谎言，而且制造谎言是合理、合算的。你看咱们历史上的这个体制：一个皇帝，下面一堆官僚，面对全部农民，农民信息渠道不通。打天下、坐江山的这个人，不管是秦始皇、朱元璋，还是刘邦，他们必须解决的问题，就是怎么坐江山？最高层的统治者有两个选择：一个是用赤裸裸的暴力，强制；一个是用说服力，德政。这两者还有不同的搭配比例。单凭着暴力坐江山，这个江山是很脆的，不容易长久，或者说长期收益不看好。于是就部分采用儒家的那种方式，说服、劝导，让你内心认可。

    新周刊：然后这又变成统治者的一套谎言。

    吴思：这就是一套理论。如果统治者真的遵循这个理论，它就不是谎言，至少谎言的成分不高。如果他不遵循这个理论，我们就可以说这是谎言。

    那他遵循不遵循这个东西呢？他一定不遵循——也不是说完全不遵循，一方面要求你完全遵循，一方面自己不完全遵循。比如君仁臣忠、父慈子孝、夫义妇听。我的义务就是你享受的权利，而你的义务也是我享受的权利，咱们俩是对应的。虽然你的权利偏大，我的义务比较多，但是你是君，我是臣，你的责任也大。我认这个账。这就是儒家的三纲五常，听起来也说得过去。不过在实际上，强势的那一方不愿意受约束，很难甘心就范，也很容易堕落，经常是不仁不慈。很少有仁君，历史上明君的比例很低。不过，我不仁，不许你不义，不容你不忠。这就不能太讲理了。需要王霸道杂，儒表法里，表面上是儒家，说得很好听，很有说服力，讲究各方面对应的规范，实际上让你就范，我不就范。我不仁慈还不能让你知道，还要宣扬我如何仁慈。如果有人跟我叫板，二话不说就灭了他。实际上行的是霸道。

    你看这个体制，说服力是很重要的，能够降低统治成本，提高统治收益，能够形成对人们内心的约束，对被统治者内心全面的约束。而且，整个的这个体制，还能带来神圣的、辉煌的感觉。这个说服力是如此重要，自然不能放弃。

    具体说来，成本收益如何计算呢？就是臣民自觉遵守规范，成本就是自己遵守规范，以身作则。以德治国的收益非常大，靠说服治国，动动嘴皮子天下就太平了一半，这笔收益要照单全收。至于成本，以身作则的成本很高，不能照单全付，又要显得全付，甚至超额地付，还不许人家揭穿老底，于是以身作则的成本就转化为暗自收拾几个人，把反对意见，或者揭老底的人给封喉。至于吹牛拍马的，不招自来，不用操心。在这样一个说谎的收益很高、成本又很低的制度下，从最高层开始，就注定了会出现大规模地说谎。

    谎言共同体的形成

    新周刊：第一个最大的谎言就是君权神授，所有下面的谎言都是从这个根上来的。

    吴思：说得没错。君权神授这句话本身就包含了谎言，但这个谎言也是讲条件的。不是说老天一次性永久授权于你，正宗的表达是天命所归，归于有德的人，不是谁都可以当天子。你有这个德，天命归你。你无这个德，那天命还可以扭转，还可以革命。那你就要伪装有德。然而，恭恭敬敬地祭祀上天还不够，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天是通过老百姓来看到你感受你的，于是就要对全民撒谎，显得你有德。然后天命就归你，觊觎权位者也死心了。利益所在，大势所趋，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这是谎言必定出现的制度。

    新周刊：最后谎言在中国形成了一个谎言共同体，从上到下基本上每个人都有说不出的秘密，有时撒谎不是为害别人，是为保护自己。

    吴思：不乱说，不让人抓住把柄攻击你。

    新周刊：我们登过一篇文章，是吴晓波写的，名字叫钱学森，你的伟大只欠一个道歉，文章说这个原子弹之父当年写过一篇亩产放卫星的科学文章——那现在来看这算不算是一个谎言呢？

    吴思：他跟毛泽东还有更具体的对话。毛泽东说我看你的文章了。钱学森说，我那个也是随便写的，有个数据还没算准。毛泽东马上就说，啊，你也是冒叫一声。毛泽东跟他讨论到这个东西的时候，他稍微含糊了一下，退了一下。即使他算得很准，在理论上不是谎言，但也包含了产生谎言的空间：理论上的可能，不等于技术所能实现的可能。无论如何，他的那个计算，太阳能按照百分之多少的转换率，亩产就能多少万斤，的确是对毛泽东有很真实的影响。

    后来有人问过毛泽东，说你是农家出生，还不知道究竟能亩产多少吗？毛泽东就说，我看过钱学森的文章，科学家都那么说的。——至少钱学森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因此他确实欠一个伟大的道歉。不是伟大，欠一个应有的适度的道歉。

    新周刊：知识分子这个系统里头，如果我们可以分几类，比如说一类是比较人文的、社科的知识分子，一类就是自然科学、技术类的知识分子，还有一类是官僚知识分子。你觉得这三类当中，哪一种知识分子更容易生产谎言？

    吴思：官家知识分子肯定是。

    新周刊：他日常所需。

    吴思：对，这是统治的必要，但还要看具体的时代。比如说在毛泽东时代，尤其是1953年以前，官家知识分子的主观感觉是，他们掌握了真理，不是谎言。他们信心百倍地去改造别人。而那时自由知识分子是改造对象，很多人隐藏自己的真实想法，说一些违心的话。究竟什么是真理，什么是谎言，在主观标准上似乎很有利于官方。等到了大跃进之后，谎言破灭，造成了极其惨重的后果。那时候，即使从主观标准上说，官家知识分子也是谎言的主要生产者。但是那时候，心里明白的自由知识分子照样不敢说三道四，反右之后压力太大。于是他们从另一个角度生产谎言——伪装相信。

    谎言与人格分裂

    新周刊：后来巴金写随想录，说要说真话，你怎么看他的这样一种作为？

    吴思：巴金说了一点真话，他私下说——我忘了在哪儿看到的——说我也就说那么一点儿真话，没敢全说真话。按他自己的说法就是尺度再宽一点儿，说得再狠一点儿，就发表出不来了，或者是，出来了也要被掩盖住。这个真话也有一个尺度问题，十分的真话，三分的真话，还是一分的真话？他那个真话能说到五六分，就算很不错了，比起一两分时肯定进步了。不说假话就是进步。

    新周刊：容易产生谎言的体制在中国为什么能保持这么长时间？

    吴思：它成本很低，收益很高。这个体制的核心是打天下、坐江山的那批人，要低成本地、有效地行使统治，那他采用这种策略是非常自然的了。另外，所谓谎言，无非是说这个统治或制度多么合乎民心。如果这个制度改变成了一个民选政府的制度，变成了老百姓和公共服务的提供者之间的一个交易，那就是一个交易的体制，当选的自然合乎民心，就用不着编造谎言了。而且在这个交易的体制之中，各方面一定盯着你是不是诚实地履约了。于是这个体制恰好是一个消灭谎言的体制，如果你违约，还撒谎，一般是得不偿失的。

    新周刊：生活在这样一个谎言体制里，我自己都有感觉，就是你的人格是分裂的。

    吴思：分裂的可能是这样的：你必须说一些你不赞成的话，你又完全知道它是说谎，可是你还要说，这就形成了分裂。这样做，你必须处理说谎问题，把它合理化，找到那么一种内心的、精神上的策略。这是容易分裂的。还有一种状态：虽然要求说谎，但是我不说谎，我就说真话。到了那个必须说谎的领域，我不能说真话了，我就不吭气了。这也可以不分裂。我走到我力所能及的地方，然后我就站住不动。

    新周刊：你自己对待说真话的态度是什么样子的？比如说从不撒谎，尽量不撒谎，还是偶尔撒撒谎，还是怎样？

    吴思：咱们得把这个局限在政治问题，就是国内政治观点，我就是说真话。说不了真话的，不说假话，就是这样。你要说平常，比如问你病好了没有，明明病着，别让爹娘着急，就说好了。这样所谓善意的谎言，是免不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