掌握起来,物价就可以上涨,不掌握就下降。因为当大官的、有采邑的、富商、蓄贾、积余财的、藏盈利的、囤积财物的人家,都是我们国家的富豪。所以,国君要穿上白布丧衣到官府去,召集那些功臣、世家、当大官的、有采邑的、积余财的、藏盈利的、囤积财物的人家,对他们说:‘城防不固容易被敌人攻破,没有粮食贮备容易被敌人围困,天下各国都如此,齐国怎么能不加以考虑呢?你们各位大夫凡存有粮食的都不可自由处理。要用平价向你们收购。’接着就定好合同。粮食数量,不许他们夸大或缩小。这样一来,缺粮无粮的百姓,都闻风而纷纷买粮,买多的、买少的,络绎不绝;远道的、近道的,不推而自来。国内粮价坐涨达四十倍。国君就可以拿出四十倍的粮食来赈济孤儿寡妇,收养贫病之人,照顾穷而无子的孤老。使他们不至于卖身为奴而得到生活供养,也使他们不至于死于沟壑。这样,广大战士就会争先作战而勇往直前,不贪生惜命而为国效力,舆死扶伤,为国牺牲者可达到半数以上。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战士们并非好战而轻死,是轻重之术的作用使之如此的。”
桓公说:“皮、干、筋、角四种兵器材料的征收太重了。由于重征于百姓而使市场上皮、干、筋、角的价格昂贵,这不是治国之法。”管仲回答说:“请下令修筑高桥深池,使行人站在桥东看不到桥西,站在桥南看不到桥北。”桓公说:“可以。”过了一年,皮、干、筋、角的征收减少一半。人民在这方面的负担也就减少了一半。桓公召见管仲询问说:“这是什么缘故?”管仲回答说:“桥和池平坦的时候,夫妻两人拉着车子,可以轻松地走百里路。现在高架桥而深挖池,东西南北的行人互相看不到对方,一旦天下小雨,十个人的力量也不能推车上桥;洼地遇雨,十个人的力量也靠不住。除了利用牛马的力量别无其他方法。牛马骡被累坏了,而且不断死在路上,牛马的皮、干、筋、角白送都没有人要。牛马的价格也必然上涨百倍。天下各诸侯听到这个消息,势必象流水一样赶着牛马到齐国抛卖。所以,高架桥而深挖池,正是用来招引天下的牛马而减少人民这项负担的办法。诚如道若秘所说:‘重视财物的生产,不如重视财物的收聚。’”
桓公说:“我们的弓弯很多扭曲不好用的。我们向百姓收取重税,养活工匠,而弓弩反多扭曲碍用,这个原因是什么?”管仲回答说:“鹅、鸭的窝巢很低,{昆鸟}鸡、天鹅和大鸨则飞行很高。对于射有天鹅、{昆鸟}鸡的人家,请君上您送上玉壁去聘请他们。”桓公说:“可以。”过了一年,上面的弓弩供应没有短缺不足,眼前也没有随处奔走的闲人了。三个月解开弓衣检查,弓弩也没有权曲不能用的了。桓公召见管仲询问说:“这是什么原因呢?”管仲回答说:“对于射有天鹅、鹃鸡的人家,您用玉壁礼聘,住在水草丰茂地方的百姓们知道以后,就都要越过平地去远方射猎。另外,没有三百斤拉力的硬弓,就不能射中鹃鸡、天鹅和大钨。那些具有三百斤拉力的硬弓,如不使用矫正弓身的“非木扌敬”它本身是不会正的。所以,三个月解开弓衣而弓弩没有扭曲碍用的,其原因何在呢?就是因为做弓的人家都熟悉这项专业的缘故。”
桓公说:“我想要征收房屋税。”管仲回答说:“不行,这等于毁坏房屋。”又说:“我想征人口税。”管仲回答说:“不行,这等于让人们抑制情欲。”又说:“我想要征收牲畜税。”管仲回答说:“不行,这等于叫人们宰杀幼畜。”又说:“我想征收树木税。”管仲回答说:“不行,这等于叫人们砍伐幼树。”“那么,我征收什么税才行呢。”管仲回答说:“请您向鬼神征税。”桓公很不高兴地说:“人口、房屋、牲畜、树木尚且不能征税,还能向鬼神征税么?”管仲回答说:“行事合宜而乘势,就可以得到好处;谋事利用权术,就可以得到大助。王者善于运用时势,圣人善于运用神秘,使万事各得其宜。”桓公说:“做法如何?”管仲回答说:“从前尧有五个功臣,现在无人祭袍,君上您建立五个死者的祭祀制度,让人们来祭祀尧的五个功臣。春天敬献兰花,秋天收新谷为祭;用生鱼做成色干祭品,用小鱼做成菜肴祭品。这样,国家的鱼税收入可以比从前增加百倍,那就无需敛取罚款和征收人口税了。这就叫作举行了鬼神祭袍,又推行了礼义教化。既然自己满足了财政需要,何必再向百姓求索呢?”
桓公说:“天下各国,没有比越国再强的了。现在我想北伐孤竹、离枝,恐怕越国乘虚而至,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么?”管仲回答说:“请君上阻住原山的流水,让大夫建筑游水大池,让人们跳水游水为乐。这样,越国还敢于乘虚而至么?”桓公说:“具体做法如何?”管仲回答说:“请下令修筑三川、建圆形水池,还要修造能行大船的湖。这个行大船的湖应有深渊,深度达七十尺。然后下令说:‘能游者赏十金。’还没有用去千金,齐国人的游泳技术就不弱于吴越的人了。”桓公终于北伐孤竹和离枝。越国果然兵到,筑堤屯堵淄水的曲处淹灌齐国。但管仲有善于游泳的战士五万人,应战于淄水的曲处,大败越军。这叫作水战的预有所备。
齐国的北部草泽发生大火,火光照射到齐国的朝堂之下。管仲祝贺桓公说:“我国的土地将得到开辟,农民也一定有百倍的财利可得了。”当年的租税果然在九月就交纳完毕,粮食的收成也好。桓公召见管仲询问说:“这是什么原因呢?”管仲回答说:“任何万乘之国或千乘之国,做饭都不能没有柴草。现在北部草泽起火,柴草无以为继,这样,农夫从容装车出卖薪柴,一捆柴草可以价高十倍。春天得以耕种土地,夏天得以除草耘苗。这就是租税能在九月交纳完毕的原因。”
桓公忧虑北郭百姓的贫苦生活,召见管仲询问说:“住在北郭的都是编织草鞋的贫民,又以种菜为主要收入来源,有办法帮助他们么?”管仲回答说:“请下令:有百钟存粮的富家不得做鞋,有千钟存粮的富家不得经营菜园,住在城郊三百步以内的家庭不得自种蔬菜。这样失业的人家就可以得到帮助,北郭的贫民就可以打开产品销路。他们的劳动成果和菜园收入,都将由此有十倍的大利。”
管仲说:“大地资源最丰富的国家有三个,齐国也在其内。”桓公说:“这话的涵义能说给我听听么?”管仲回答说:“楚国有汝河、汉水的黄金,齐国有渠展所产的盐,燕国也有辽东所产的盐。这当然是大地资源丰富的国家。不过楚国的拥有黄金,相当于齐国的拥有甾石,如果经营不好,运用不当,天下也是不以为贵的。若是我管夷吾拥有楚国的黄金,就可以使农民不耕而食,妇女不织而衣了。现今齐国既拥有渠展的盐产,就请君上您下令砍柴煮盐,然后由政府征收而积存起来。”桓公说:“好。”从十月开始征集,到次年正月,共有成盐三万六干钟。于是召见管仲询问说:“这些盐要怎样经营运用?”管仲回答说:“初春一到,农事即已开始,规定各大夫家里不得修坟、修屋、建台榭和砌墙垣。同时就规定北海沿岸的人们不得聚众雇人煮盐。这样,盐价一定要上涨十倍。”桓公说:“好。下一步如何行事?”管仲回答说:“请下令卖到梁、赵、宋、卫和淄阳等地。它们都是靠输入食盐过活的。国内无盐则人们浮肿,守卫自己国家,用盐特别重要。”桓公说:“好。”于是下令出卖,共得黄金一万一千多斤。桓公又召见管仲询问说:“如何用这些黄金呢?”管仲回答说:“请下令规定,凡朝贺献礼或交纳捐税的都必须使用黄金,金价将上涨百倍。运用黄金的高价收入,来折算收购各种物资,一切财富就全都归于君上了。所以,这就是所谓用财象从河海中取水一样丰富,又像不断地送来计算钱数的筹码一般。这就是大地资源丰富国家的事业。”
管仲说:“万乘之国如有万金的大商人,千乘之国如有千金的大商人,百乘之国如有百金的大商人,他们都不是君主所依靠的,而是君主所应剥夺的对象。所以,为人君而不严格注意号令的运用,那就等于一个国家存在两个君主或两个国王了。”桓公说:“何谓一国而存在两个君主或两个国王呢?”管仲回答说:“现在国君收税采用直接征收正税的形式,老百姓的产品为交税而急于抛售,往往降价一半,落入商人手中。这就相当于一国而二君二王了。所以,商人乘民之危来控制百姓销售产品的时机,使贫者丧失财物,等于双重的贫困;使农夫失掉粮食,等于加倍的枯竭。故为人君主而不能严格控制其山林、沼泽和草地,也是不能成就天下王业的。”桓公说:“这话是什么意思?”管仲回答说:“山林、沼泽和草地,是出产柴薪的地方,也是出产牛羊等祭祀用物的地方。所以,应当让百姓到那里去开发,去追捕渔猎,然后由政府供应他们。对百姓的爱护,能够像弟之与兄,子之与父的关系一样,然后就可以沟通财利,直接相互支援了。因此,再请君上拿出一部分余钱,把它分别存放在各个邑里。阳春,养蚕季节一到,就用这笔钱预借给百姓,作为他们买口粮、买养蚕工具的本钱。这样一来,国家对丝的征收也可以减少一半。如果这样做四方百姓还不来投奔我国,那就还要掌握好六个时机:春天的耕地时机,下一步的收麦时机,再其次的种芋时机,再其次的种麻时机,再其次的除草时机,最后是大雨季节将临、农田的锄草培土时机。抓好这六个时节的农贷,老百姓就将被贷款吸引到我们国都来了。善治国者,一向是利用轻重之术,掌握充足的钱物贮备,所以,事件发生不至于混乱。这而后,才可以成就天下的王业。”
管仲说:“一个农民不耕田,人民就有可能挨饿;一个妇女不织布,人民就有可能受冻。农事收益达到工本的两倍,农民就没有卖儿卖女的;三倍,则衣食充足;四倍,则赋税有保证;五倍,则余粮远近流通,死人也得到妥善地安葬。农事收益若达不到工本两倍,君主又不停地征收苛捐杂税,那就路右盗贼,单人不敢走路,钱财不敢放在手里了。国家如果再用法律镇压,就等于暗中谋害百姓。五谷中只有三谷成熟,每个乡就会有因饥饿而偷盗的;五谷中只二谷成熟,每个里就会有因饥饿而偷盗的;五谷中只能收到一熟,每个家庭都会有因饥饿而偷盗的了。如果人们老是干着不够本钱的职业,吃着涨价四十倍的口粮,还想要他们不流离失所,是办不到的。加上君上早上下令征税,晚上就限令交齐,有钱人家拿得出来,穷苦人家只好变卖衣物,农民卖粮交税,仅能按十分之三的价钱出售。这就等于国君的朝廷命令一过头,财物就流失于天下了。国君对百姓的征敛没有止境,百姓无力应付,就只好逃亡而进入山林。战士见不到自己亲人,家庭破灭而不能各自存在。平民在国内流亡,而士人逃奔国外,这样,不用战争就会从内部垮台的。”
管仲说:“现今主持国家拥有土地治理人民的君主,要注重四时农事,保证粮食贮备。国家财力充足,远方的人们就能自动迁来;荒地开发得好,本国的人民才能安心留住。粮食富裕,人们就知道礼节;衣食丰足,人们就懂得荣辱。现在君上亲身示范犁田垦地,开发草土,是可以得到粮食的。人民的口粮,每人也有一定数量的土地保证。然而大街小巷为什么还有挨饿受冻的人呢?这是因为粮食被人囤积起来了。现在君上铸造钱币,人民用来交易,每人也合有几百几十的数目。然而为什么还有卖儿卖女的呢?这是因为钱财被人积聚起来了。所以,作为人君,不能分散囤积的粮食,调节物价的高低,分散兼并的财利,即使他加强农业,督促生产,无休止地开发荒地和铸造钱币,人民也还是要贫穷的。”桓公问管仲说:“现在我想调节物价高低,分散兼并的财利,散开囤积的粮食,否则社会上将会无休止地兼并,不停息地积累,贫贱、鳏寡以及老而无子的人们就将生活无着了。那么,这种‘散’和‘分’都有什么办法呢?”管仲回答说:“只有精通轻重之术的专家能解决这个分散的问题,请下令召见精通轻重之术的专家好了。”桓公说:“好。”于是束车五乘,从周下原接来癸乙。桓公与癸乙、管仲、宁戚四人坐定。桓公说:“请问关于轻重之术?”癸乙说:“向人民征税过重,就失掉人民支持;对各国诸侯多次失信,就没有盟国追随。”管仲肩挨肩地问他说:“我不向人民征税,用什么供养军队?不向人民征税,靠什么抵御邻国入侵?”癸乙说:“只有弄空豪门贵族的积财才行。弄空他们的积财则货物有无相通,有无相通则货物流入市场,流入市场则物价下跌,物价下跌则万物可以利用了。懂得万物可以利用而不用,财货就流失到其他国家,流失到其他国家,是本国的大害。”桓公说:“请问弄空豪门贵族的积财而使财货可以利用的做法。”癸乙回答说:“国内财货有余但战车不足,就责成卿和附庸诸侯提供出来。个人家资富足但不拿外事费用,就责成令和大夫提供出来。这样财货就可以有无相通,有无相通则财货可以流入市场,流入市场则物价下降,物价下降则财货可以利用。所以,懂得三种调节措施依据同一政策的人,才能够主持天下,不懂就不能主持天下。所以要把这种措施用号令明确起来,配合以缓急合宜的步骤,天下百姓就会象流水般地归附于我们。这就是轻重之术。”
桓公问管仲说:“现在十万甲兵,每天烧柴与吃菜的消耗可以用掉十里平原的收入;一次战争,每天的费用可以用掉千金的积蓄。久而久之,怎样维持下去?”管仲回答说:“粮食的中等价格每釜四十钱,而金价为每斤四千钱。按粮价每釜四十钱计算,每钟才四百,二十钟才是八千钱。金价按每斤四千计算,两斤就是八千钱。这样,一个农民每年耕地百亩,百亩的收成不过二十钟,一个农民的耕作仅合两斤黄金的价值。粮贵黄金就贱,黄金贵粮食就贱,两者涨落刚好相反。所以,善于治国的人就是要提高粮食价格。如每釜提为四百,每钟就是四千钱,十钟四万,二十钟就是八万。金价每斤仍为四千,十斤才是四万,二十斤才八万。这样,君主一发号令,就能使一个农民一年的耕作有了二十斤黄金的收入。由此可见,国土不在广狭,国家不在贫富,关键在于善于发号施令和精通轻重之术。”
管仲说:“咚咚击鼓,战士就愤怒前进;锵锵鸣金,战士就肃然而停。继续用战鼓驱动他们,则有的战死,有的受伤,不停地争相前进。他们战斗得口角流沫,手满伤痍,并不是重在报父母之仇,而是厚赏重禄使之如此的。所以君相在朝廷上,如果安排的爵禄跟不上,臣下就不肯尽忠;统帅在行军中,如果提供的奖赏跟不上,士卒就不肯死战。由此看来,大臣是被朝廷制约着,而打仗的战士是被奖赏制约着的。所以,要使作父亲的舍得出自己的儿子,作哥哥的舍得出自己的弟弟,作妻子的舍得让丈夫牺牲,唯有重禄重赏才可以做到。能够做到了,将士们就可以不怕远征,而威震边地的臣民;不怕险阻,而征服有险可守的国家;发兵像雷霆一样猛烈,动兵像风雨一样迅速,独出独入,任何力量都抵挡不住。
桓公说:“四夷不肯臣服,他们的叛逆政策怕会影响天下而使我受害,我们有办法解决么?”管仲回答说:“吴国和越国不来朝拜,就用他们所产的珍珠和象牙作为货币。发和朝鲜不来朝拜,就用他们的高贵皮张和皮服作为货币。北方的禺氏不来朝拜,就用他们所产的玉壁作为货币。西方的昆仑虚不来朝拜,就用他们所产的良玉美石作为货币。所以,那种拿在手里或含在口里看不见而价值于金的东西,是珍珠;用它作货币,八千里外的吴越就可以来臣服朝拜了。一张豹皮,是价值干金的;用它作为货币,八千里外的发和朝鲜就可以来朝拜了。揣在怀里或挟在腋下都不显眼而价值干金的,是白玉,用它作货币,八千里外的禺氏就来臣服朝拜了。发替耳饰之类而能价值千金的东西,是良玉琳和美石琅汗,用它们作为货币,八千里外的昆仑虚就来朝拜了。所以,对这些宝物若无人主持管理,对各地的经济事业若不去联系,远近各国不能互利,四夷也就不会前来朝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