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四十八

br />     贞祐四年，元和西夏进兵。。延，潼关失守，朝廷商议由兵部尚书蒲察阿里不孙任副元帅进行抵御，杨云翼说蒲察阿里不孙这个人言过其实，一定会误大事，朝廷不听他的意见，后来果然战败了。

    兴定元年(1217)六月，杨云翼迁任翰林侍讲学士，兼修国史，知集贤院事并兼前职，皇上下诏说：“官制入三品的人，按例应到外面任职，因为你遇事敢言，议论国事忠诚正直，所以特意留在朝中。”当时右丞相高琪执掌朝政，有人请求实行油料专卖，高琪竭力赞同，召集百官商议此事，户部尚书高夔等二十六人同声说“：可以。”只有杨云翼和赵秉文、时戬等几个人认为不行，这一建议才被搁置下来，高琪后来找事责备他，云翼也不在乎。兴定二年，杨云翼任礼部尚书，兼职和过去相同。兴定三年，在京师修筑子城，服劳役的士兵、百姓有好几万人。夏秋之交的季节，生病的人接连不断，杨云翼拿着药品，亲自给病人医治，救治了许多人。兴定四年，他改任吏部尚书。自从战争发生以来，一些人因交纳粮食而得补官或者因战功而升迁，可是，在事成以后，有关机构设了许多繁琐苛刻的程式，只要小有不合，就会被罢去。杨云翼上奏说：“赏罚是有关国家信誉的大事，对这些人应该从宽录用，以勉励后者。”

    这年九月，皇帝在内殿召见杨云翼及户部尚书高夔、翰林学士赵秉文，都赐坐。皇帝问他们有关讲和的策略，有的人力主作战，皇帝就低着头很不高兴，杨云翼缓缓地用孟子中的事大、事小的说法来解释此事，并且说：“现在应计划如何使百姓能得到生息，这就是社稷之福。”皇帝的脸色这才变得温和一些。

    十一月，杨云翼改任御史中丞。宗室承立为代理参知政事，在京兆行尚书省事，大臣们都说他不遵法令。皇上下诏让云翼审问他，罪状成立后，杨云翼在朝廷上奏：“承立现在所犯的都是小事，不值得审。过去元兵入侵平凉以西，几个州都被攻破，承立拥有强兵却坐守不动，远远观望而不进兵。延统帅完颜合达据守孤城抵挡大兵的进攻，多次立战功，他的功绩是这样大，而承立的罪责又是那样大，愿陛下明确他们的功罪加以赏罚，那么天下人就知道鼓励的和惩罚的是什么了。剩下的那些小过失，有什么值得追究的呢？”承立因此被免官，完颜合达便掌管了机要大事。

    金哀宗即位，先任命杨云翼主管太常卿事，不久拜为翰林学士。正大二年(1225)二月，再任礼部尚书兼侍读。皇帝下诏召集百官商议尚书省费用之事，杨云翼说：“省部费用事小，户部司农足可以办理。枢密院专制军事要务，蔑视尚书省。尚书省是主持政务的地方，政事不管大小都应是总领。现在军队的大事关系着国家社稷，宰相却不能参预，要想做到利弊两方面都清楚能行吗？”皇帝赞赏他的看法并加以采纳。

    第二年，设立了益政院，以杨云翼为首，每次皇上召见不必唱名而赐坐。当时讲解尚书，杨云翼说帝王学习不必像读经的学生那样分析章句，只要知道治国的大纲就足够了。因而举出“任贤”、“去邪”、“与治同道”、“与乱同事”、“有言逆于汝心”、“有言逊于汝志”等几条，全都本于正心诚意，解释得非常详细明了。皇帝听讲时忘记了疲倦。不久，杨云翼向皇帝进上龟鉴万年录、圣学、圣孝之类共二十篇文章。

    当时的朝臣在朝廷商议大事时大多不能畅所欲言，他们前顾后瞻，迟疑不决，逐渐成了习惯。一天，经筵过后，杨云翼乘机说：“人臣有事君王之礼，有事君王之义。礼，不敢触犯国君车驾的马匹，践踏花草的就受责罚，进入君王的门要小步趋行，见了君王的几案手杖就要肃立，国君有诏令不等车驾立即起程，接受命令时不在家里住宿，这都是事君之礼，人臣应当尽力去做。然而关系到国家的利益，民众的祸福的事情，都要一一陈述意见，这时，以上所说的礼就是空虚的。君王说某些事可以办，而有反对意见的人就要说出不可以的道理。君王说不可以办，而有认为可以的人就应说出可行的道理。进言之后，君王不肯听从，有人即使拉住衣袖，折断门槛，扯断马鞍，阻止车轮前进也不顾惜。那时如果只遵循事君之礼，而不知事君的大义，国家还依靠什么呢？”皇帝听后，脸色一变，说“：如果不是你，我就听不到这样的话。”

    杨云翼曾患风痹病，后来稍好了些，皇帝亲自问他治病的方法，杨云翼回答说“：只是治心罢了，心和，那么邪气就不能干扰。治国也是这样，人君先正其心，那么朝廷百官无不尽归于正了。”皇帝听后感到震惊，知道他用医道进谏。

    西夏人已与金通好，派来他们的徽猷阁学士李弁来商议两国的贸易之事，你来我往不能议定，朝廷派杨云翼去，一商议就谈定了。正大五年(1228)，杨云翼去世，享年五十九岁，谥号为文献。

    杨云翼天性高雅自重，律己很严，待人却很宽厚，与人若有一定的交情，死生祸福都不会有一点改变。对于国家大事，知无不言。贞祐年间，掌管兵权的人不能抵抗外来侵略而要想从南宋得到补偿，所以连年攻打南方。谁议论这件事，不是说他替宋人争地，就是怀疑他与宋人有阴谋。至于宰执大臣，对别的事没有不说的，只有南伐一事一句话也不敢说起。杨云翼就建议说：“国家的忧虑，不在未得淮南之前，而在得到淮南之后。淮南平定，长江以北都成为战场，进而在水上船舶之中争利，恐怕强弓良马不能有用武之地。敌方如扼住长江屯兵，暗派军队到淮河以切断粮道，或者决开淮河淹没淮南的土地，那么我军如何处理后事呢？”时全倡议南伐时，宣宗同朝臣商议此事，杨云翼说：“朝臣都说些阿谀之辞，天下有治有乱，国势有强有弱，现在只说治不说乱，只说强不说弱，只说胜不说败，所以说这些议论是片面的。请让我谈谈两方面的情况。想攻打宋，并不是贪宋的土地，而是怕西北方有危难而南面又接连出事，将使我们三面受敌，所以想让我军乘势先动，以阻止宋的进攻。假如宋人失去淮河，而且不敢再来，这场战争我们就胜了。即使如所料那样，也不是一定得利。宋在长江以南土地广阔，即使没有淮南，难道不能集中几万人，等到北方有急乘机出兵吗？胜了尚且如此，如果不能战胜对方将会有什么样的坏处呢？况且我们以骑兵抵挡他们的步兵，按理说是应该万无一失，但我还担心得不到保证。现在的情况和泰和年间不同，泰和年间作战是冬天出征，现在我们是在夏天前往，这是天时的不同。冬天水干涸，陆地多，夏天却水漫而多泥淖，这是地利的不同。泰和年间是用天下全力，让勇武的军队当先锋，现在能做到吗？这是人事的不同。议论此事的人只见泰和取胜容易，而不知道今天的困难。请再来看看夏人，过去我们在西部边境的弓箭手，一遇到敌人就搏斗作战，袒露身子射箭，对方奔逃都来不及。而现在他们攻陷我们的城池，俘虏守臣，打败我军并抓获了主将。过去是那样怕我们，现在却这样欺负我们。夏人已与过去不同了，宋人怎么会和以前相同呢？愿陛下考虑胜利的好处和失败的害处，不要喜欢听甜言蜜语，不要招致今后的悔恨。”上奏后没有回报。时全果然在淮上大败，全军覆没。宣宗责备诸将说：“让我用什么脸面去见杨云翼呀！”

    河朔的百姓有十分之一被元人骑兵所迫，渡河而到河南面来，有关部门按罪判处死刑。杨云翼说“：法律所重判的是私渡者，是为了防止奸伪之徒，现在平民被兵所迫，逃到黄河，是逃避死亡的办法，现在这样做是使他们不死于敌兵而死于法，以后他们只好跟从敌兵了。”宣宗明白了道理，把渡河而来的人都释放了。因河南遇旱，哀宗下诏派官员去审理冤狱，而没派人去陕西，杨云翼说“：天地人合为一体，现在的人肢体得病，全身都不舒服，怎么能专治受病的地方而不管其他地方呢？”朝廷认为他说得对。

    司天监有人进上了太乙新历，尚书省交杨云翼参订，云翼摘出了其中二十多处错误，得到了历法家的称赞。杨云翼所著文集若干卷，校订大金礼仪若干卷，续通鉴若干卷，周礼辨一篇，左氏传、庄子、列赋各一篇，五星聚井辨一篇，县象赋一篇，勾股机要、象数杂说等著作，都藏在家中。

    赵秉文，字周臣，磁州滏阳人。他从小聪明、悟性强，读起书来就像早已学过一般。大定二十五年(1185)中进士，调任安塞主簿，因为赋税收得最多而升迁为邯郸令，又调任唐山令。守父丧以后，又被推荐任南京路转运司都勾判官。

    明昌六年(1195)，赵秉文入朝任应奉翰林文字，同知制诰。他上书议论宰相胥持国应当罢免，宗室守贞可以重用。章宗召见他询问，见他说话前后不一致，于是命令知大兴府事内族完颜礸等审问他。赵秉文开始不敢说，便追问他的仆人，仆人便说出了和他们交往的一些人，赵秉文这才说：“起初打算上书皇帝时，曾与修撰王庭筠，御史周昂，省令史潘豹、郑赞道、高坦等私下议论过。”王庭筠等都被捕入狱，每人受到的判决和处罚有所差别。有关部门认为赵秉文上书狂妄，依法应当追查罪责，押送监狱。章宗不想因人进言而判罪，所以就特别免去了对他的处罚。当时人为此而编话说：“古有朱云，今有秉文，朱云攀槛，秉文攀人。”士大夫无不耻笑他。他因此久被废黜。后来被起用为同知岢岚军州事，又转为北京路转运司支度判官。承安五年(1200)冬十月，连日阴天，宰相张万公上朝和皇帝谈论，皇上对张万公说：“你说白天阴暗，也像君王用人邪正不分一样，这很有道理。就如赵秉文过去因奏事降职，但听说这人有才华，善于写文书，又敢说话，我不是放弃他不用，因为北方边境战争刚起，所以先试用一下。”泰和二年(1202)，赵秉文被召回任户部主事，升为翰林修撰。十月，出任为宁边州刺史。三年，改任平定州刺史，前任刺史为政苛刻，好用刑，每次听说大赦将到，就先杀了犯人然后再接受大赦的旨令，这样盗贼越来越多。赵秉文为政一切从宽从简，一两月后，盗贼全都不再出没。遇上饥年，他拿出自己的俸禄和所得的粮食，并倡导有钱人赈济穷人，这样，救活了许多人。

    大安初年(1209)，北方敌军南下，皇上召赵秉文与待制赵资道论备边策略，赵秉文说：“现在我军聚集在宣德，宣德城小，军队只好布置在城外，经过夏天雨淋，器械会被损坏，人也会得病，等秋天敌兵来到，就对我方不利了。现在可派临潢一支军队攻打敌军虚处，这样便可解山西之围，这就是兵法上所说的‘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卫王不用赵秉文的计策，到秋天宣德果然战败。不久赵秉文任兵部郎中，兼翰林修撰，不久又转翰林直学士。

    贞祐初年，他提出可实行的三条建议：一是迁都，二是导河，三是实行封建，朝廷大略加以施行。第二年，赵秉文上书表示愿意为国家守卫残破的一州，以宣布朝廷体恤百姓的愿望。他说“：陛下不要认为书生不知兵，颜真卿、张巡、许远等人都以身殉国，他们都是书生。”又说“：假如我的死有益于国家，胜过做个坐吃俸禄的无用之人。”皇帝说“：秉文的精神固然可敬，然而现在翰林苑特别难找适当的人，你身为宿儒，应当在我身边。”因此没有答应。

    贞祐四年(1217)，赵秉文拜翰林侍讲学士，他说：“宝券流通不畅，是因为朝廷原先商议要改变办法，集市上已传言它不再使用了，因而流通受到制约，渐渐就要废绝了。我认为应当立即回收交换，派皇上的近臣到通街大市上掌管这件事，换给银钞、粟麦、缣帛之类的东西，暂按其价格高低而出入。”皇帝诏令有关方面商议实行。

    兴定元年(1217)，赵秉文转为侍读学士。拜任礼部尚书，兼侍读学士，参与修撰国史，知集贤院事。过了一年，知贡举，因录取的进士卢元用韵重复，被降两级官职，他因此请求辞官。金朝自泰和、大安以来，科举文章弊病更大，有关官员只会墨守成规，所取文章卑陋陈腐，仅仅是合乎教条化的格式而已，文章稍有奇峭，便遭黜落，于是文风大大衰败。贞祐初年，赵秉文主持省试，见李献能写的赋，虽然格律稍有粗疏，但词藻华丽，他便将李献能拔擢为第一，参加科举的人大吵大闹，告到台省，认为赵秉文破坏了文章的格律，而且做诗诽谤他。过了很久，这件事才平息。不久，李献能又中宏词科，入翰林，而赵秉文竟然因这方面的事情而获罪。

    五年，赵秉文又复任礼部尚书，入朝谢恩时，皇上说：“你的年岁大了，因为文章的原因所以再次起用你。”赵秉文认为自己身受重恩，无以报效，希望大开忠言，使皇上集思广议，每次进见便从容地对皇帝进言说，君王应当俭朴勤政，用兵用刑要谨慎，这样才能使国家长久。皇帝赞许并采纳了他的意见。哀宗即位，赵秉文再次请求辞官，但未获准。后来他改任翰林学士，参与修国史，兼益政院说书官，他认为皇帝初即位，应当天天阅读经史，以求有所补益。于是他便献上无逸直解、贞观政要、申鉴各一部。

    正大九年(1232)正月，汴京戒严，皇上命赵秉文撰写赦文，以表达自己悔悟哀伤的心情。赵秉文指事陈义，文辞情采都很完美。到敌兵退后，大臣们都要来表示祝贺，让赵秉文写贺表。赵秉文说“：春秋上说‘新宫火，三日哭’，现在园陵这个样子，以礼而论，应当安慰而不应当祝贺。”于是就停止了。这时赵秉文年纪已老，天天对时事感到忧愁，无论是吃饭还是休息都不能忘。每听到一件事对百姓有好处，一个人可提拔使用，大则给皇帝上奏章，小则给主管官员去说，殷勤郑重，不能自制。三月，起草开兴改元诏，街巷中人都能传诵。洛阳人拜读了诏书后，全城人痛哭，其感人到如此程度。这年五月壬辰日，赵秉文去世，享年七十四岁，累官至资善大夫、上护军、天水郡侯。

    正大年间，他和杨云翼写了龟鉴万年录给皇上，又入宫侍讲，与杨云翼一起收集了自古治国之术，名为君臣政要合为一编送进朝廷。赵秉文从小到老没有一天放弃读书，著有易丛说十卷，中庸说一卷，扬子发微一卷，太玄笺赞六卷，文中子类说一卷，南华略释一卷，列子补注一卷，删集了论语、孟子解各十卷，资暇录十五卷，所著文章收在滏水集共三十卷。

    赵秉文的文章擅长于辨析，畅所欲言，言尽便止，不受规矩的约束。七言长诗笔势纵放，不拘一格，律诗壮丽，小诗精绝，多为近体诗，而五言古诗则沉郁顿挫。他的字画中，草书特别遒劲。朝廷的使者从河、湟一带回来，常说夏人问起赵秉文及王庭筠的生活情况，可见各地人对他的尊重程度。

    赵秉文为人真诚平易，和人交往不摆架子，从不以名人自居。他历官五朝，官至六卿，自己的生活却如同贫寒的书生。杨云翼曾与赵秉文一起代掌文柄，当时人称他们为杨赵。然而他晚年颇爱用禅语，因而玷污了自己的名声，人们认为这是赵秉文的遗憾之处。

    冯璧，字叔献，真定县人，他从小异常聪明，二十岁便补太学生。承安二年(1197)考中经义进士，考制策时又评为优等，调任莒州军事判官，宰相奏留朝廷任校秘书。不久，调任辽滨主簿。当时县中有向百姓购买的十多万斛军粮而没有付款，分散贮藏于百姓家中，由富人掌管，如有粮食腐败变质，便由百姓承担责任而赔偿，老百姓为此十分苦恼。冯璧将此事上告漕司，立即停止了这种做法，百姓们十分高兴。

    泰和四年(1204)，冯璧调。。州任录事。第二年，攻打蜀地，行部调他任军前检察，帅府将写文书的事交给他。章宗想招降吴曦，下诏先用文书晓谕他们，然后才用兵。蜀人坚守散关，打不下来，金兵杀了许多人。冯璧说“：他们的军队拒守而祸害了百姓，这不是与诏书的旨意相违背吗？”主帅被他的话感动了，让冯璧招降两当退下的败兵。冯璧当天便率领凤州已投降的官吏淡刚、李果同行。在路上，遇到军士夺得的子女、金帛、牛马，都截下来交给淡刚，让他们回家去，对军士则以违反规定遣散他们。等到了两当，三万多军民都敲锣打鼓前来迎接他们。冯璧传达了朝廷的旨意，并安慰他们，然后让他们回去。他回到军中，主帅赞扬他的能力，上奏给他升官一级。五年，冯璧从东阿丞召补尚书省令史，因宗室承晖的推荐授为应奉翰林文字，并兼任韩王府记事参军。不久他又转为太学博士。至宁初年(1213)，忽沙虎弑君谋逆，他便去官离职。

    宣宗南迁时，冯璧正在东方避兵乱，他由单父渡过黄河到达汴梁，宰相上奏恢复了冯璧以前的官职。贞祐三年(1215)，冯璧升迁为翰林修撰。当时山东、河朔军中有六十多万口，依靠县里供给，有许多不法之徒假造名字在军中冒领军饷。皇帝下诏让冯璧代任监察御史，淘汰并赶走那些人。总领撒合问冒领了四百多口，冯璧上奏弹劾他，皇帝下诏杖杀了撒合问。因此冯璧所到之处，一些人争着自首，军人的数字减少了一半。冯璧的官职又升一级。起初，监察御史本温被命令到孟州淘汰宗室从坦的军队，军士策谋叛变，本温很害怕，不知怎么办。当时有旨，让北军沈思忠等四将守卫卫州，其他的军队果然叛逃入太行山。于是枢密院上奏由冯璧代替本温来处理这件事。冯璧驰往卫州，召集四将，将皇上的旨意告诉他们，沈思忠等以起初的叛逃者来要挟，让他向朝廷回奏，冯璧以大道理来责问他们，将士们感到惭愧而信服，很快就淘汰了三千人。

    这年六月，冯璧改任大理丞，与台官出行关中，他弹劾了贪赃枉法尤其严重的商州防御使宗室重福等十几个人，从此权贵们对他侧目而视。

    兴定四年(1220)，因宋人在淮河上阻止使者南下，朝廷派兵南伐，诏令京东总帅纥石烈牙吾塔攻打盱眙，牙吾塔不听从命令，率领精锐骑兵从滁州攻打宣化，放纵士兵大肆抢掠。所以军队所到之地田野萧条，什么东西都没有了。宋人躲着不出来作战，因此牙吾塔无功而回。行省上奏说：牙吾塔故意违反制度。皇上下诏让冯璧佩带令符审问他。冯璧驰往牙吾塔的军队，夺了他的金符，让其他将帅代管军队，将牙吾塔逮捕入狱。士兵们都喧哗起来，说：“我们元帅无罪。”冯璧怒责牙吾塔说“：元帅想用军队来对抗朝廷任命的使者吗？你是受处分的人，恐怕不应该这样吧？皇上使者回奏的案子还能了结吗？”牙吾塔伏在地请死，冯璧说：“兵法，进退自作主张，失去作战机会而导致失败者斩。”他立即拟好奏章上报，当时人都认为他很有胆量。

    十月，冯璧改任礼部员外郎，代理右司谏、治书侍御史。皇上下诏问当前所应当先办的事情，冯璧上书讲了六件事，大致是：减少官府中的多余人员；在士卒中选拔精兵锐卒；对有疑问的案子要慢慢处理，慎于用刑；用公正廉洁的人并以此检查官吏；在屯戍的地方革除剥削士兵的弊病；制定严禁权贵们托人说情的法令。又上了四项自治的条款，就是区别贤人和奸佞，赏与罚必须说到做到，亲自倾听和观察以了解下情，自我贬损来谨守上天的警戒。

    皇帝下诏，因东方发生饥荒，偷盗众多，派御史中丞完颜伯嘉任宣慰使，监察御史道远从行。道远告发永城县令主簿贪赃枉法，完颜伯嘉和县令有过矛盾，将永城令交给有关部门，而放了主簿不予问罪。在私下交谈时，伯嘉答应让参佐克忠等人担任省台职务，冯璧将这些情况弹劾问罪，完颜伯嘉得罪而去职。

    起初，有间谍报告了归德的行枢密院说，河朔的叛军有人在暗中谋划南渡，行院事胡土门、都水监使毛花辇把这个人撤换了但不做准备。一天，红衲军用几百只木筏连接在一起南渡，破坏了下邑以后才离去。冯璧受命审问此事。冯璧认为二将托病，营私舞弊，听到盗寇的消息却放松防备，而且敌人来时不迎战，退去不追杀，依法当斩。有人为他们说话“：二将都是宠臣，而且都水使者家有巨万家财，如果向宫中近臣求援，必定从轻处理，你这样只是和权贵结怨，有什么好处呢？”冯璧叹息着说：“睢阳的行宫，是东藩带着重兵宿卫，而门前的贼寇却都无法防御，比这个更加严重的情况发生时，还有什么指望呢？”他立即将详情报告朝廷。

    四年，冯璧升迁为刑部郎中。关中大旱，皇帝下诏命冯璧与吏部侍郎畏忻审理冤狱。当时河中统帅阿虎带和他的僚属十多人都以弃城罪判处死刑，关在同州狱中等待上报。同州官僚都看上面的旨意办事，问冯璧怎样处置阿虎带等人。冯璧说：“河中是当今重地，朝议时打算把它作为皇上出行时停留的地方，如失去此城，河南、陕西就有亡唇之忧，因为他是皇室宗亲又有功劳，地位高贵，所以派他镇守，太平时搜刮百姓膏血挖河筑城，一旦有了军情便急忙烧光逃去，这样的人不杀，法律便失去作用了。”终于以没有冤情向朝廷报告。

    冬十月，冯璧出任归德治中，不久，改任同知保静军节度使，又改任同知集庆军节度使，上任后就上书请求退休，皇帝加封他一级官，然后辞职。正大九年(1232)，元军攻破河南，冯璧北归，又过了几年去世，享年七十九岁。

    李献甫，字钦用，李献能的堂弟。他博通经史，特别精通左氏春秋和地理学。李献甫为人干练而有心计，他所想到的比别人深远得多，所以当时人称赞他学识满腹。兴定五年(1221)，李献甫中进士，历任咸阳主簿、行台令史。

    正大初年(1224)，夏国派使者来讲和，朝廷派翰林待制冯延登前去谈判，当时李献甫是书表官，跟随冯延登前往。夏国的使者很有口才，冯延登不能说服对方，谈了好几天还不能谈定。当讲到要金国每年进贡时，李献甫忍不住了，在旁插话说：“夏国与我国和好百年，现在虽改君臣之名为兄弟之国，哪有让哥哥进贡的道理？”使者说：“且不说兄弟关系。宋每年送我国帛二十五万匹，旧例具在，难道您不知道吗？金朝要想恢复友好关系，也非这样办不可。”李献甫正言厉色地说“：使者还好意思说吗？宋每年给你家币帛而赐姓给你们，俨然以君父自居，但夏国的君臣却没有一个人明白这一点。就是使者也应当加以隐讳，但你现在却公开说出。使者当真能做主和议，那么也要按宋赐姓的规矩，敝国每年送给你们帛五十万匹，献甫也能以身自任，保证办到。”夏国使者说不出话来，和议便定了下来。后来朝廷给他记功，任命他为庆阳总帅府经历官。

    不久，李献甫被任命为长安县令。长安是京兆行台所在地，供给任务十分繁重，李献甫处理得常常像是还有宽余，县里的百姓依赖他安居乐业。后来他入朝任尚书省令史。天兴元年(1232)任六部员外郎，朝中有关防卫的策略常靠李献甫提出，他又因功升迁为镇南军节度副使兼右警巡使。李献甫死于蔡州之难，年仅四十岁。

    李献甫所著的文章名为天倪集，留在汴京。李献甫死后，他的家也破亡。同年，华阳人王元礼买到了天倪集，使这本书能流传于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