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论本恶

    两千年的儒家文化，儿童们都读着“人之初，性本善”长大。人最初的本性到底是善是恶，其实是个没有必要纠缠的问题。人刚出生时，都是白纸一张，说什么善恶，都显得是无稽之谈。你画鬼就是鬼，你画桃符就是桃符，你画菩萨就是菩萨，你画贤达就是贤达。关键是画什么和怎么画的问题。

    任何思想，如果要想久远地传承，必须得到统治阶级的支持和推崇。儒家思想根深蒂固两千年，离不开封建统治阶级“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方针。而统治阶级不是平白无故地支持一种思想体系的，他们是把儒家的学说当成治国之本，当成一切工作的指导思想，说白了，就是为我所用的统治工具，而且，它可以随时根据统治阶级的需要不断地丰富和补充。封建体系的建立和维系离不开儒家学说，就好像共产主义社会的建立和发展离不开马列主义的指导一样。

    然而，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却已经被公认为是人吃人的罪恶社会，已经被广大劳动人民所唾弃所推翻，而封建王朝推崇的善与仁，在现在看来，已经众所周知，是披着羊皮的狼，是掩盖吃人肉罪行的华丽的新装。

    文化的传承是有延续性的。五四运动的思想家们振臂高呼反封建，不但写文章揭露封建社会的本质，还号召人们群起反抗，甚至亲身投入到革命的洪流中。文革后的精英知识分子们也继续扛上思想启蒙的大旗，揭露国民的劣根性，努力在肃清封建余毒。在近些年，又有一些人搬出孔孟之道，要复兴传统文化。这传统里到底有多少是精华，多少算是糟粕呢？至少，在大多数人眼里，忠和孝是不能忘记的。初一看，忠孝绝对是美德。古时候讲忠君，现在讲忠于党忠于祖国忠于人民。古时候讲孝顺父母，现在同样更要讲孝道。这本身不是问题，但，忠和孝过了头，事情就变了质。比如说孝，我们的孝，应该是怎样的呢？是对长辈的绝对服从吗？巴金小说家里面的觉民觉慧，在家长看来，绝对不孝，不但不孝而且大逆不道。这时，封建家长搬出“孝”的古训来，孝就成了压迫人的一座大山。在落后的中国农村，一些落后的思想得不到更正，究其原因，也有这孝的一宗罪。比如，重男轻女，长辈有这样的思想，就要说给晚辈听，什么传香火，什么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晚辈即使有意见，但因为被要求孝，耳濡目染，不敢有丝毫异心。就算是有不同意见，也常常被长辈的软磨硬泡，死缠烂打给压下去。我就了解这样一个家庭，家里的独子成家了，生了个女儿，长辈对媳妇就唧唧歪歪，处处表现出自己的不满，更在儿子耳边时常唠叨，儿子媳妇因为要孝，不敢抵牾长辈，只得又计划外生育。二胎又是女孩，全家人急得抱头痛哭！没办法，继续奋斗，怀胎三月多，就买通b超医生，查查是男是女，如果是女，就人流。我真不知道，现在的青年，竟然如此。我想，他们是能够开通的，只是因为孝，想法设法要遂了长辈的心愿。这时候的孝，就只能是愚孝了。孝，就成了压迫人的工具。西方启蒙运动时有个思想是“人人生而平等”当孩子出生后，他就是一个独立的个体，他就有自己的权利，抚养是父母天经地义的义务。而父母以养育之恩要求儿女按照自己的思路走，岂不是历史的倒退？而如果与父母抵牾，却被认为不孝，要承受世俗的责难，那些软弱的人又一次被狭隘的孝道压住了。至于忠诚，也绝对算得上美德，可当忠诚被定义为单向的义务后，却又变成了愚忠。这时，忠诚就成了绝对服从的迷幻外衣。因为忠，你不能怀疑；因为忠，你不能有丝毫的异议；因为忠，你更不能批评，否则就是反动。这时候的忠，就成了压迫国民的最沉重的大山。一段时间，明星加入外国国籍的现象被炒得沸沸扬扬，叫骂声不少，都搬出了“忠”这个翻天印，好像明星加入了外国国籍，就是叛国，就是媚外，就是嫌弃了自己的国家，实在不是忠厚人所能为的。其实，国籍问题与爱国无关。一个人的根在祖国，无论身处何地，都可以是爱国的，都是能够对国家有所贡献的。比如李连杰。如果不爱国，偷逃税款，中饱私囊，即使做一辈子中国人，咱老百姓还不乐意呢。只是，我们在传统的染缸里浸得太久，妨碍了我们跳出去站在一个更客观的角度看问题。我们满脑子都是仁义道德，就是接受不了天赋人权的外来观念，老是以一种看上去很美的思想来捆绑住自己的手脚。

    看上去很美的事物很多，说不定却有毒。比如性善论。性善论本身不是罪恶的，只是，当它被用作思想统治的武器时，我们仔细体味，却感觉出它的恶来。古时候人们就崇尚塑造道德楷模，给贞洁烈女树牌坊，给卫道士树碑立传，目的就是要人们以他们为榜样，勿生异心。现在，我们也树立道德模范，目的是为了弘扬正气，引导社会主义新风尚。但效果如何呢？文革期间，我们的作家们在作品中塑造了不少的“高大全”的形象，如金光大道中的高大泉，智取威虎山中杨子荣，沙家浜中的阿庆嫂社会主义发展进程中，也涌现了代表社会主义价值观的各界楷模。比如党的好干部县委书记的好榜样焦裕禄，他身患肝癌，依旧忍着剧痛，坚持工作，在弥留之时，还念念不忘人民群众，念念不忘党交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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