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是怎样称呼你爸爸的?”她重复了一遍。
我想得走了神,因而没有听清她的问题。
“我的什么?”
“你提到令尊大人的时候使用什么名称?”
我答以我一直很想使用的那个名称。
“王八蛋。”
“当他的面?”詹尼问。
“我从来没有见过他的真面目。”
“他戴着面具?”
“也可以这么说。石头面具。地地道道的石头面具。”
“你算了吧——他一定自豪得不得了呢。你是哈佛的体育明星嘛。”
我看了看詹尼,心想:她毕竟不知底细。
“当年他也是,詹尼。”
“名气比全艾维联队的边锋还大?”
詹尼这样欣赏我在运动场上的知名度,我是再高兴也没有了。遗憾的是,把我父亲的情况告诉了她,我自己就势必得相形见绌了。
“他参加过一九二八年奥运会的单人双桨赛艇比赛。”
“天哪,”詹尼说“他得了冠军没有?”
“没有,”我答道。她当时大概也看得出来:我父亲在决赛中只取得第六名,倒反而使我心情舒畅了些。
接着出现片刻冷场。这下詹尼也许该明白了:身为奥利弗-巴雷特第四,不仅仅意味着必须忍受哈佛园里那座灰色的石头建筑物,另外还意味着一种压力,迫使你非具有一副强健的体魄不可。我是说,前人在体育运动方面的建树,就像一片阴云笼罩在你——应该说我——的头上。
“可他究竟干了些什么,你要骂他王八蛋?”詹尼问。
“强我所难,”我答道。
“你说什么?”
“强我所难,”我重复了一遍。
她的眼睛睁得像碟子那么大。“你的意思是不是指乱伦什么的?”她问。
“你们有家丑就别抖给我听了,詹,我自己的就已经够我受了。”
“那你的意思是指什么,奥利弗?”詹尼问。“他究竟强迫你做什么了?”
“做‘应该做的事’,”我说。
“做‘应该做的事’又有什么不应该的?”她大概觉得这种听来似乎自相矛盾的情况怪有趣的,所以继续追问。
我告诉她,我不喜欢家里人按照巴雷特家的传统来规划我的前程——这一点她其实应当清楚,她明明看到过我不得不在姓名后面添上“第四”二字时的那副抬不起头来的样子。再说,我也不愿意每学期总得拿多少学分交账。
“就是,”詹尼的话明明白白是在挖苦我“怪不得我看你考试得a也不乐意,入选全艾维联明星队也不乐意”
“我不乐意的是他对我的要求总是那么高!”单是道出我久积心头(但以前从未说出过口)的感觉,我就已经别扭得要死,何况如今还不得不设法让詹尼了解这一切。“而每当我真的做到了,他偏又摆出一副压根儿不稀罕的架势。我的意思是说,好像他觉得我理应如此,没有什么好说的。”
“可他是个大忙人呀。他不是要经营好几家银行之类吗?”
“天哪,詹尼,你是站在我方还是站在敌方?”
“难道这是打仗?”她问。
“一点也不错,”我回答说。
“真可笑,奥利弗。”
看来她是真的不接受我的观点。我这才第一次隐约感到我们之间在教养上存在的差异。我是说,在哈佛和拉德克利夫度过的三年半光阴,基本上已经把我们都制成了那座高等学府的传统产品——目空一切的知识分子,然而,临到要承认我父亲是石头做的这一事实的时候,她偏又坚持某种意大利地中海式的陈腐观念,认为“爸爸个个爱孩子”而且毫无争论的余地。
我想举个能说明问题的例子,便把对康奈尔比赛后那次无话可谈的可笑谈话搬出来。她听了以后无疑心有所动。但是,也真见鬼,这个例子帮的却是倒忙。
“他特地赶到伊锡卡去,难道就是为了看一场无聊的冰球比赛?”
我竭力解释,我父亲做事都是形式上面面俱到,实质上却什么也没有。詹尼却还是口口声声说,他毕竟风尘仆仆远道赶去看了这样一场相对说来并不足道的球赛。
“喂,詹尼,咱们别提这件事了,好不好?”
“谢天谢地,一提起你爸爸,你就不自在了,”她答道。“这说明你并不是完人。”
“哦,这么说,你是完人喽?”
“才不呢,预科生。倘若我是完人,难道我还会跟你一起出去?”
于是我们又言归正传,一切如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