笑面人

    1928年，我九岁那会儿，怀着最强烈的espritdecorps(团队精神），我参加了一个叫“科曼切人俱乐部”的组织。上课日每天下午三点钟，在阿姆斯特丹大街附近109街上的第165公立学校男生出口处，我们二十五个科曼切人由我们的酋长收集拢来。接着我们推推搡搡，挤进酋长的那辆经过改装的商用货车，由他开车(根据他和我们的父母作出的收费安排)将我们带去中央公园。要是天气好，我们就玩上半个下午的橄榄球、是球或是棒球，主要看(这也是很随便的)什么球正好当令。要是逢下午有雨，酋长便毫无例外地带我们去自然史博物馆或是大都会艺术博物馆。

    遇到星期天和大多数的法定假日，酋长便一大早来到我们各家公寓门口，把我们收进他那辆其貌不扬的客车，带我们离开曼哈顿进人相对较为开阔的范科特兰公园或是帕利塞兹丘陵。倘若我们脑子里对哪项体育运动有具体想法，我们就去范科特兰，那里的场地大小都合乎标准，对手队伍里绝不会包括一辆婴儿车或是一位拄着根拐棍脾气乖戾的老太婆。要是我们科曼切人一门心思要野营，那我们就上帕利塞兹去风餐露宿。(我还记得一个星期六，在利尼特指示牌和乔治•华盛顿桥西头工地之间那段错综复杂的地带上，我迷路了。但我没有乱了方寸。我干脆在一个巨大广告牌的阴影里坐了下来，尽管眼涓汪汪，仍然扣开我的饭盒照吃不误，我有一半把握，酋长准会找到我的。酋长没有一次丢掉过我们。)

    在与科曼切俱乐部无关的时候，这位酋长就是家住斯塔腾岛的约翰•盖德苏德斯基了。他是个极端怕羞、和蔼的年轻人，约摸二十二三岁，在纽约大学念法律，真是个非常令人怀念的人。这里我无意列举他众多的成就与美德。就随便说几点吧，他是鹰级童子军，差点没当上1926年全美橄榄球阻截手，而且谁都知道他曾被极其热情地邀请去纽约巨人棒球队参加试打，每当我们在球场上吵成一团时，他总能公正、冷静地作出裁决，他能让我们群情激奋，又能让大家顿时火气全消，他是排急解难的行家里手。我们每个人，从最矮小的顽童到个头最大的恶棍，无不热爱他与佩服他。

    酋长1928年时的形象我仍然历历在目。如果希望能让人长高，我们全体科曼切人恨不得让他一下子变成个巨人，可是事与愿违，他是个只有五英尺三四英寸的矬墩——再多一点就没有了。他的头发黑里带蓝，倒是一点都不秃，他鼻子很大而且肉鼓鼓的，还有他的上身几乎跟他的腿一般长。他穿着皮夹克，肩膀显得很有力，但是却窄了点儿而且斜着往下溜。可是当时，在我眼里，酋长简直水乳交融地荟萃了巴克•琼斯、肯•梅纳德和汤姆•米克斯最上照的容貌的特色。

    每天傍晚，天刚暗到眼看要输的一方有借口说看不清场内飞球或是球门区传球时，我们科曼切人就干脆耍赖皮，把出路寄托在酋长讲故事的天才上。在这时候，我们往往变成一伙非常起劲、急不可耐的小猴子，我们乱打乱闹——既用拳头又用尖声嘶叫～争夺车子里靠酋长最近的座位。(车子里有两排并行的干草填塞的座位。左边那排有三个座位伸出去——那可是头等包厢——可以看到司机的删面。)等我们全坐定后酋长才爬进车子。接着他面朝后骑坐在他的司机座上，用他那刺耳的却又变化多端的男高音，给我们开讲“笑面人”故事的新段子。只要他一开口，我们的兴趣就始终不衰。“笑面人”正是科曼切人最爱听的那种故事。它说不定还有点经典作品的格局呢。这是一种能说到哪算到哪的故事，但是总的来说仍然能让你魂牵梦萦。你回到家里还会念念不忘，哪怕是坐在水快漏光的浴盆里。

    笑面人是一对富有传教士夫妇的独子，婴儿时期就被中国土匪拐走。这对有钱的传教士夫妇(出于宗教信仰)拒绝付赎金，土匪们显然恼羞戚怒，便把小家伙的头夹在木匠用的台钳上，往紧拧了几圈。这种不寻常做法的结果是孩子长大后脑袋成了个不长头发的山核桃形状的球，脸上该长嘴的地方仅仅是鼻子底下一个椭圆形的大洞。鼻子则是两个塞满了肉的窟窿。因此，每当笑面人呼吸时，鼻子底下那个丑陋、邪恶的裂口便一张一缩，像是个(我简直亲眼看见似的)可怕的液泡。(笑面人的呼吸方式酋长不是向我们解释而是学给我们看的。)陌生人见到笑面人那张瘆人的脸顿时会昏死过去，熟人也都躲开他远远的。可是说也奇怪，土匪们却让他在匪巢周围游荡——只是要他用一块罂粟花瓣做的轻纱般的粉红面罩把自己的脸蒙上。这面罩不单让土匪免得看到他们养子的那张脸，而且还可以随时了解其行踪；在那样情况下，他总会发出一股强烈的鸦片味儿。

    每天早上，感到非常孤独的笑面人总是偷偷溜到(他的脚步像猫一样轻)土匪藏身处周围的密林里去。在那里他和各个种类的许多动物交上了朋友：狗啦、白鼠啦、鹰啦、狮子啦、能缠死人的大蟒啦、狼啦。而且，他还摘下面罩，柔声柔气、用音乐般的嗓音跟它们说话，用的是动物自己的语言。它们没觉得他丑。

    (酋长花了好几个月的时间才把故事讲到这里。从此时起，他越来越放开大胆发挥了，他这样做完全是为了讨科曼切人的喜欢。)

    笑面人是个非常留神周围动静的人，过不多久，他就掌握了土匪最最宝贵的黑道秘密。不过他没怎么把这些放在眼里，而是很快就建立起自己的一套更为有效的做法。起初规模还相当小，他开始在中国乡野间当一名独行侠，只在迫不得已时才干些杀人越货的勾当。很快，他那高超的作案手段，再加上他独特的对公平竞争的癖好，使全国人都在内心深处喜爱他。奇怪的是，收养他的那帮土匪(原本正是他们才使笑面人走上犯罪道路的)竟几乎到最后才察觉他的业绩。等他们知道后，他们嫉妒得都快神经失常了。有天晚上，他们认为自己已经用蒙汗药让笑面人睡死，便排成单行，走到笑面人的床边，每人朝被单下的人戳上一刀。可是被杀死的偏偏是土匪头的老娘——一个招人讨厌、唠唠叨叨的老太婆。这下更激怒了这些土匪，他们简直想喝他的血，笑面人只好用计将土匪一个不剩全关进一座深人地下却装修得很讲究的陵墓。他们好几次逃了出来给笑面人添了不少麻烦，可是他却不忍心杀死他们。(笑面人性格中有心软的一面，这简直让我气得发疯)。

    不久，笑面人便经常越过中国边界去法国巴黎，在那里他能因为在马塞尔•杜法日面前炫耀自己高超却又深藏不露的天才而感到快乐，这是位国际上知名的侦探，很机智，却患有肺结核。杜法日和他的女儿(一位很优雅的姑娘，但多少有穿异性服饰的怪癖)x成了笺面人的死敌。他们多次想把笑面人诱人一条花同小径。纯粹是为了自娱，笑面人一般都跟他们一起走到牛路上，然后就消失不见，真是神不知鬼不觉，用什么方法逃遁一点儿也看不出来。他还时不时通过巴黎的下水道系统发来一张口气辛辣的告别小字条，这字条竟能迅速送抵杜法日的脚前。杜法日父女费了许多时间在巴黎地下臭水沟里仔细搜寻笺面人。

    很快，笑面人便敛聚到世界上最多的私人财富。大部分财产他都匿名捐给了当地一家修道院的修士——这些谦卑的苦行僧终生致力于训练培养德国警犬。笑面人把剩下的财产都换成钻石，放进几个绿宝石镶成的拱顶藏宝箱，漫不经心地让它们沉人黑海。他个人的需求不多。他单靠米饭与鹰血维持生活，栖身在西藏多风暴海边的一所小茅舍里，那里有一个地下运动场和打靶场。四个对他死心塌地、忠心耿耿的同党和他住在一起：一个叫黑翼，是条能言善辩的森林狼，一个叫欧姆巴，是个挺可爱的侏儒，一个叫洪，是条蒙古大汉，他的舌头被白人烙烧掉了，还有一个是美艳绝伦的欧亚混血姑娘，她出于对笑面人的不图回报的爱以及对他个人安全的深切关怀，有时会对犯罪持一种满不在乎的态度。笑面人呆在一块黑丝帷帘后面向党羽们发号施令。连可爱的侏儒欧姆巴也不允许见到他的脸。

    我不是说我想这么做，但是如果需要我可以护送读者一小时继一小时地来回穿越中法边界——必要时可以用暴力。我正好是把笑面人视作我的杰出先辈那样的一个人物的——比方说，像罗伯特•e•李，是具有被认为经得起血与火考验那样的品质的。这一幻想与我1928年所怀有的一比，简直就黯然无光了，当时我小仅认为自己是笺面人的直系后代而且是他惟一活着的合法子裔。在1928年，我不仅连我的父母的儿子都不是而且是一个深藏不露了无痕迹的僭儿，一等他们稍有过失便以此为由登堂入室，亮明我的真实身份——当然最好是不用暴力，但是必要时也不排除这种可能性。为了预防伤了我那所谓的母亲的心.我打算利用某种不明确然而是恰当合法的手段将她引人我的地下世界。不过我在1928年必须做的最王要任务是留神好自己的行动。得把这场好戏唱下去。我照样刷我的牙。梳我的头发。费尽力气，忍住不让我要自然流露的狞笑爆发出来。

    事实上笑面人活在世界上的合法子裔并非只有我一个。俱乐部里有二十五个科曼切人，也就是说有二十五个笑面人的合法子裔——我们全都心怀鬼胎、隐姓埋名地游荡在全市各个角落，打量着一个个开电梯的工人，认定他们是潜在的最大敌人，向那些受宠的矮脚獚犬耳朵里轻声进去一个个用嘴角发出却是很熟练的命令，还用中指在数学老师们的前额上遥画珠子。同时一直在等待，等待大好机会到来让我们大显身手，使得身边的那些凡夫俗子心中又怕又敬。

    科曼切人棒球季刚开始不久后，2月里的一个下午，我在酋长的客车里见到一件新的装备。在挡风玻璃上方后视镜高处有一个小镜框，里面是张头戴学士方帽身披学士袍的姑娘的照片。在我看来，一张女孩的照片跟客车里纯属男子汉的气氛很不谐调，于是便愣头愣脑地问酋长这妞儿是谁。他先是支吾了阵，最后承认说这是个姑娘。我问她叫什么名字。酋长又很不情愿地说叫“玛丽•赫德森”我又问她是不是演过电影什么的。他说不是的，她以前在韦尔斯利学院，念书。他想了好一会儿之后，又加了句，说韦尔斯利可是家非常贵族化的学校。我又追问道，不过，他为什么要把她的照片挂在客车里呢。他略微耸了耸肩膀，我感觉那意思仿佛说，这照片多多少少是硬栽到他这儿来的。

    在以后的几个星期里，这张照片不管它是硬性还是偶然栽到酋长这儿米的——并没有从汽车里摘下来。它没有跟印有贝贝-鲁思像的包装纸和掉下来的甘草糖屑一起被清扫出去。反倒是我们科曼切人对它逐渐习惯了。它一点点像只时速表一样，丝毫不招人注意了。

    可是有一天，就在我们去公园的路上，酋长让汽车在六十大道路口的第五大街的人行道边停了下来，那儿离我们的棒球场还是是有半英里路。约摸二十位后座驾驶员同时开口，要求作出解释，可是酋长却不予理睬。相反，他干脆转过身子坐下，提前开讲“笑面人”的一个新段子。不过，他还没讲几句就有人拍打车门。那天酋长的反应真是调到高速挡上了。他简直就是呼地转过身子，一下扭开车门把手，紧接着一个穿海狸皮大衣的姑娘登上了车。

    我不假思索就能记起，我一生之中只遇到三个女孩，使我一眼看到就强烈地感觉出她们有无法归类的惊人的美。第一位是个穿黑泳衣的身材纤秀的女孩，1936年光景，她在琼斯海滩上费好大的事想撑起一把橘黄色的遮阳伞。第二个是1939年在一条加勒比海游艇上的一个姑娘，她将自己的打火机朝一只鼠海豚扔去。而第三个就是酋长的这位女朋友玛丽•赫德森了。

    “我到得太迟了吧？”她问酋长，对着他笑吟吟的。

    她还小如问她是不是长得太丑了呢。”没有！”酋长说.他有点粗鲁地朝他座位边上那几个科曼切人盯看，示意那排人往后退退。玛丽•赫德森在我和另一个男孩之间坐下，那男孩叫埃德加什么的，他叔叔的铁哥们是个私酒贩子。我们为她让开了世界上尽可能多的地方。接着车子莫名其妙地、很业余水平地朝前猛地一冲。

    在开往我们照例停车的场地时，玛丽•赫德森从她座位上身子前倾，兴致勃勃地向酋长讲述她没赶上哪班车又赶上了哪班车；她住在长岛的道格拉斯顿，酋长非常紧张，他勉勉强强才答上自己的几句话；他都几乎听不清她在讲什么。那换挡的圆球竟从他手掌心滑脱开去，这我还记得。

    下车后，玛丽•赫德森紧紧黏住我们。我敢肯定，等我们走到棒球场时每一个科曼切人的脸上都露出了一副“有些女孩子就是不明白什么时候该回家”的表情。更不可思议的是，当我和另一个科曼切人抛掷硬币决定哪一队先攻球时，玛丽•赫德森竟渴求地表示她想参加比赛。对此我们的反应再鲜明不过了。对着这么一个活物，我们科曼切人原先只是作为一个异性瞪看着，现在我们简直是怒目而视了。她朝我们笑笑，这里有一些掩饰窘态的成分。这时酋长接手处理了，暴露出原先深藏不露的才能其实只是一种不称职。他把玛丽•赫德森拉到一边，刚好不让科曼切人听见，像是很严肃认真地对她说了些什么。最后玛丽•赫德森打断他的话，她的嗓音我们科曼切人倒听得清清楚楚。“可是我是真的，”她说。“我也想打球嘛！”酋长点点头又试着说服姑娘。他指指场地，那里潮滋滋、坑坑洼洼的。他拿起一根普通的球棒，显示它有多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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