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节

当初说的是，我认为要孩子们在学校里必须背诵这篇演说词是有害的。他还记得我说过它是篇不正直的演说词。我跟他说，我当时说过，在葛底斯堡伤亡的人数达51112人，我说如果有人不得不在该战役的周年纪念日上讲话，他应该仅仅跑到台口，朝听众们挥挥拳头，就走下台去——这是说，如果这位演讲者是个绝对正直的人的话。他并不表示不同意我的活，但他好像认为我有着某种‘求全情结’的心理。他关于过不完美的生活的好处、关于承认自己和别人有种种缺点的好处，讲了不少话，而且讲得相当有道理。我同意他的话，但仅仅是在理论上。我坚决拥扩一视同仁地看待万物，直到世界末日，理由是这样做能导致身心健康和一种十分切实而叫人羡慕的幸福。如果完美地照此去做，这就是道家提倡的生活方式，毫无疑问正是最高级的方式。但一个主张区别对待的人要做到这一点，这意味着他将不得不抛弃诗，超越诗。这是说，他绝不可能学会或勉强自己来抽象地喜欢坏诗，更不用说把坏诗和好诗等量齐观了。他将不得不干脆把诗完全抛开。我说，这可不是桩容易做到的事。西姆斯大夫说我把话讲得太绝了——他说，只有追求十全十美的人才会这样讲。我能否定这话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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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译注1美国内战中期，1863年7月1日至3日，在宾夕法尼亚州南部葛底斯堡，南北两方各出七八万人，打了一仗，双方伤亡很重，结果南军败退。这是内战的转折点。同年1月19日，在该战场上兴建的国家公墓的落成仪式上，林肯总统致词，仅讲了两分钟，言简意赅，成为一篇著名的演讲词。

    “明摆着费德尔太太曾激动地告诉他关于夏洛蒂那回缝了九针的事。我认为，当初把这桩早已过去的往事告诉穆莉尔，真是冒失。她每听到一桩事就赶忙把它传达给她母亲。我应该提出异议，这没有问题，但我不能。穆只有在她母亲也能听到的情况下才肯听我说，这可怜的妞儿。不过我才不打算跟西姆斯谈论夏洛蒂缝的那几针呢。只喝了一杯酒才没法谈哪。”

    “我今晚在车站上好歹答应穆我改天要去找个精神分析学家谈谈。西姆斯跟我说，我们这儿驻地的那一个挺不错。显然他和费德尔太太就这问题私下谈过一两次。为什么这事并不使我着恼呢？实在并不。反而似乎很有趣。不知什么道理，这使我兴奋。即使滑稽连环画报上那老一套的丈母娘也老是略微使我感到兴趣。反正去找个精神分析学家谈谈，我看也不会使我损失什么。如果在部队里去找，那就不用花一个子儿。穆爱我，但在我未去稍微整修之前，她是永远无法感到真正跟我亲密无间，跟我相亲相爱，跟我无拘无束的。”

    “如果或者我当真动身去找个精神分析学家，上帝啊，但愿他有先见之明，请一位皮肤病大人一起来会诊。一位看手的专家。我因为触摸了某些人，手上留下了痕迹。有一回在公园里，那时弗兰妮还坐在童车里，我伸手按在她毛茸茸的天灵盖上，时间长了一点儿。另一回，跟佐伊在七十二号街上卢氏电影院1里看一部恐怖影片。他当时大约六七岁，不敢看一幕令人毛骨悚然的场面，钻到座位下面去了。我伸手去摸他的头。某些人的脑袋、头发的某些色彩和质地，会在我手上留下永久的痕迹。另外有些东西也能。夏洛蒂有一回在播音室外面从我身边跑开，我一把抓住她的衣服，不让她走，要她待在我身边。是件我喜爱的黄色棉布衣服，因为对她说来衣服太长了。我右手掌心如今还有一摊柠檬黄的痕迹。上帝啊，如果我称得上有什么病的话，我是个颠倒的偏执狂。我怀疑人们在阴谋策划来使我幸福。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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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译注

    1这是剧院老饭、电影制片家马库斯•卢（1870～1927）及其子阿瑟所开的电影院之一。

    2根据西方心理学的观点，一个偏执狂患者的特征是毫无根据地怀疑别人都在阴谋危害他。西摩则恰恰相反，唯恐人家努力使他幸福。

    我记得，当我看到“幸福”这个词时，我就把日记本合上了——实际上是把本子啪的合上的。接着，把日记本夹在胳肢窝下坐了几分钟，开始感到长时期坐在浴缸边上引起了某种不舒适的感觉。我站起身，发现自己大汗淋漓。这一天还没出过这么多汗，好像刚从浴缸里跨出来，而不是刚才在浴缸边坐了好一会儿。我走到脏衣篮前，揭开盖子，手腕几乎狠狠地一扭，确确实实地把西摩的日记本扔在篮底一些被单和枕套的上面。我一时也想不出什么更好而更富于建设性的主意，就走回去，又在浴缸边上坐下来。我盯着药品柜镜子上布布的留言看了一两分钟，然后走出浴室。特别使劲把门关上，仿佛全凭蛮力就能把这浴室永远关得死死的。

    我的下一站是厨房。幸好这厨房外通过道，我不必穿过起居室，跟客人们见面就能走到那里。我一进去，弹簧门在我背后自动关上了，我就脱掉上衣——我的紧身军服上衣——扔在搪瓷面的厨房桌上。看来光是把上衣脱下来就花掉了我的浑身力气，我光穿着圆领汗衫站了—会儿，似乎仅仅是为了歇一口气，这才着手执行调制酒的艰巨任务。我一下子打开壁橱和冰箱的门，寻找调制汤姆•柯林斯酒的原料，好像我正被看不见的人通过墙上的窥视小孔在监视着似的。原料齐全，除了没有酸橙，只好用柠檬来代替。几分钟后，我就调好了一大罐糖放得多了一点的柯林斯酒。我从搁板上拿下五只酒杯，然后寻找托盘。托盘挺难找。花了不少时间，我开这橱、关那柜，等到找着一只托盘，已是连连唉声叹气，声音虽小，却是隐约可闻。

    我又穿上上衣，托着放满酒罐和酒杯的盘子，正要走出厨房，想象之中有只电灯泡在我头顶上扭亮了——就像连环画上表现一个角色突然想出一个好主意时那样。我把托盘放在地上。我回到放酒的搁板前，取下—只半满的五分之—加仑容量的苏格兰威士忌酒瓶。我拿过一只酒杯，给自己斟了至少有四指高1的威士忌——这多少带点偶然性。我当时用估量的眼光对酒杯看了短短一刹那，马上就像西部片中久经考验、无往不利的主角那样，一无表情地一仰脖就喝干了。我得提一笔，这虽是小事一桩，但我写到这里，还明明感到不寒而栗，就算我当时年方二十三吧，我这样干也无非是任何血气方刚的二十三岁的傻瓜蛋在同样情况下都干得出来的。可我并不是要说明这么简单的一回事。我是要说明，我不是个像俗话所说的酒鬼。通常，只消一英两威士忌下了肚，我不是呕吐个不停，就是把目光扫视室内，寻找不相信我能喝酒的人。喝了二英两，我曾经干脆人事不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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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译注1西方人喝威士忌时，往往伸出叠在一起的手指，搁在桌面上，来衡量倒在玻璃杯中纯威上忌酒的高度。一般先倒一指或两指高，然后加苏打水至满杯，就成为威士忌苏打。巴迪这次一下子倒了四指高左右，不加苏打水，就一口干了。所以十三年后，回想起来，不禁有点后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