啊,上海男人!被简单地解读为“横扫”上海须眉的文章,倒是令我讶异。
有些是不需要辩解的。说上海男人女人如何如何当然是一种夸张的以偏概全,就好像人们说中国人勤奋、意大利人热情、德国人缺乏幽默感一样。以偏概全有如卡通人物造型,加粗赫鲁晓夫的眉毛,突出爱因斯坦的鼻子,求的不是科学的吻合而是艺术的神似。
有些是字义的误会。在上海接触“所谓”文化菁英,加上了“所谓”两宇,有人解释为:我显然不把我在上海认识的教授作家学者们当作文化菁英,何其不敬。
这个理解错了。“所谓”两宇是为“菁英”而加的。在社会价值越来越多元化的今日,我对“菁英”这样的字眼不敢轻易使用,因为它可能膨胀了知识阶层在一个社会里真正的作用。我自己也是“所谓”文化菁英、“所谓”高级知识分子、“所谓”名作家。在职业一栏,从来不填“作家”因为那“一家之言”的“家”字也令我不安。我是个“作者”那就没有“所谓”了。
至于说,必得长期地生活在上海才能对上海人有所理解,我倒觉得未必。我不可能写出啊,台北男人!的文章,正因为我是台北人的一分子,长期的熟悉使人对身边的环境见怪不怪,失去敏锐的触觉。身在其中的观察,也因为缺少必要的距离,往往见树不见林,看不见全貌。对一个群体或城市的理解,那初识的惊讶来自最新鲜的眼光、最直接的碰撞,所得到的透视往往不是浸淫其中能够取代的。多去几次上海,我将渐渐失去这最原始新鲜的眼光。
啊,上海男人!表面上是篇谈上海男人特质的游戏文章,但是所谓男人的特质当然得由他对女人的态度来界定。文章里实际的核心其实是两个严肃的问题:上海的男女真平等吗?从社会主义的模式出发,男女平等、互敬互爱的前景又是什么?
我自己没有答案,自私地想听听上海人的看法。陆、沈、吴三位先生对上海男人的特质多所着墨,吴正的解析尤其精辟有趣。他们对上海男人看法彼此不尽同意,但是对男女平等的问题倒有一点儿一致性:吴正觉得上海和美国、香港一样,男女竞争机会均等。陆寿钧认为“绝大多数的上海人,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对男女平等、互敬互爱的前景还是十分乐观的”沈善增则断言男女平等在上海根本不是问题,只有“吃饱了饭没事干”的男人女人才会制造出这样的问题来消遣时间。
是这样吗?我们可以看看另一个中国社会。台湾也是一个,用陆寿钧的上海话来说“女作者、女记者、女导演、女学者不要太多喔”的地方。掌管文化的最高主管也是一位女性。但是这些表面现象不应该使我们忘了审视那眼睛看不见的地方。台湾也有各式各样的法律保护两性的平权,实际情况与法律条文之间却有极大的距离:
——虽然有同工同酬的规定,女性平均工资只有男性的68%。
——虽然宪法写着“国民受教育机会一律平等”男性完成小学教育的比例是女性的8。6倍,完成初中的几率高3。6倍,而受高中以上程度的几率则高出4倍。
——虽然遗产法规定子与女权益相等,但是80%的家庭只分遗产给儿子;在剩余的20%中,8%的家庭给予儿子较多的遗产。
——虽然有“职业妇女福利”的政策拟定,台湾女性劳动参与率只有44。89%(美国56%,日本51%,瑞典80%),比男性低了30%。
——虽然有“落实托育服务增进妇幼福利”的专案,台湾六岁以下的幼儿能够进入幼儿园的只有总数的四分之一。也就是说,70%以上的儿童留在家中由母亲全天照顾。91。7%的残障者和85%的老人也由家庭照料,而照顾者呢,80%是女性。
——虽然有“两性就业平等法”的讨论,在台湾十五岁到六十四岁有能力劳动而留在家中照料孩子、老人和残障亲人的女性有两百六十一万,是全部非劳动女性的73。2%。
——民法虽然写明“夫妻互负同居之义务”但是台湾的职业妇女每周工作六十五小时,男性工作五十小时。其中妇女在烧饭作菜家务事上每周花二十一小时,比男性多十九小时。亦即台湾职业妇女每年要比男性多做一个月加两天半的工。(台湾妇女处境白皮书:1995)
这些冷冰冰的数字为我们构出什么样的图画?那些与男人平起平坐、意气风发的“女作者、女记者、女导演、女学者”在整体的妇女群中只是少数。那沉默的大多数,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却只有她属于女人的命运:如果只有一个孩子能上大学,那个机会多半给予她的兄弟。做女儿时,她帮助母亲操劳家务;结婚之后她要照料夫家父母;生产之后她得养儿育女;儿女成长之后她也许得看护生病的丈夫同时当孙辈的老保姆。台湾男人的寿命比女人短六年,而平均结婚年龄男人又长女人三岁。也就是说,女人做了一辈子的保姆、母亲、媳妇、看护之后,她要守九年的寡,疲惫而孤独地走向自己的死亡。冷冰冰的数字背面啊,我听见暗夜的叹息。
不要以为台湾的情况是特殊的,台湾妇女与欧美多数国家的妇女只有程度的不同,而没有实质形态的差别。
妇女运动这几年来在台湾前所未有地蓬勃发展,而且从大都市逐渐深入草根阶层,有它的历史成因。每一项权利都是妇女在有了自觉之后组织力量争取而得到的。这种发展形态和欧美国家的妇女相近:她们要争取的是走出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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