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很注重书的封面、装帧和做工,在我的书成书之前,我便开始对装帧设计进行挑剔了。然后是收到成包新书后的挑拣——每个作家都要买些新书送人的。
我常把我的新书分作三等,把那些颜色印制饱满、纸面平展、书脊规矩的选作一等;把那些颜色稍欠、纸面和书脊大体还看得过去的选作二等;余下涉嫌着残次的一律作为三等。于是将要被我赠书的友人便也分开等级了。收到一等书的是那些在我心目中也注重书籍装帧者,二等书奉送的是那些对装帧的无所谓者,三等书便不再主动送人了。只待这一二等已送尽,仍有索书者时,我才将这三等书取出。奉送后,常有一种亏心的感觉,就像做了十分对不住人的事。许久以后,想起来仍觉忐忑不安。
我这种对书的过分挑剔和注重,原因大约始于两方面:一是我受过封面装帧的惊吓,二是自幼美术对我的熏陶。
小学三年级时,长篇小说欧阳海之歌正在风靡流行。我也购得一本,爱不释手地读起来。读不过半本,却被我一位生活老师没收了去,因为这本书使得我不安心午睡了。那时我读寄宿学校,作息都须严格遵守校规,午觉时且有生活老师倚门把守。我记得那位老师姓兰,平日我们睡觉时她只靠住我们的门织毛衣。她两手操作着毛衣针,眼睛朝我们这一排床铺溜着。大家瞧见老师的眼光,便缩脖咋舌地进入梦乡。兰老师自从得了我这本书,许多天不织毛衣而改作读书了,她对欧阳海之歌读得和我一样专心。我躺在床上假寐,想着是书中的哪个情节正吸引着她,那个情节本是吸引着我的。
大约兰老师尚未读完,这本书“犯了案”有内容方面的事,也有封面装帧方面的事。这两者加起来一时间便成了轰动一时的政治公案。欧阳海的牺牲是因了力挽一匹横过铁道的惊马,后来马和火车均得救了,战士欧阳海却被火车吞没了。那书的封面画的便是这个情节:马站在铁轨上咆哮着举起前蹄,欧阳海睁圆环眼正奋力将马推下铁轨。有传闻说这封面用心叵测,若背过来照看,就能看出“蒋介石万岁”的字样。一时间人们都在照看,都在撕下那封面。有的人家在惊恐之中干脆将书焚毁,好不留后患。我那本书由于先一步易人,倒不至于为我和我家带来麻烦,但心中仍有余悸,梦里也常见那封面变得狰狞起来。我发着冷汗被惊醒,不敢再合眼。封面里有内涵,封面里有学问,封面不可小看便是我在这时悟出的。
我的第一本小说集夜路出版时,我请我父亲为之设计了一个封面,我父亲作为一个画家和舞台美术家,当时正在中央戏剧学院任教。他不常作装帧设计,只待自己高兴时。所谓美术对我的熏陶,便是借助于父亲吧。这使得我后来常自不量力地也和他谈论着美术,还自不量力地在报刊上著文大谈梵高和高更之间的争论。
我父亲为我设计的夜路照理说我是满意的,它由淡黄颜色作衬,用墨点点缀成星空,一条视点很低的路平伸远方。它概括了我心目中的乡村,也概括了我那本小书的内涵。当时已成功地作过几种封面的画家韩羽也不住点头称道。那时闲散了十年的知识分子刚刚趋于活跃,韩羽则常来我家聊天。韩羽对书的封面装帧也有着过分注重的癖好,我所以自信可把赠书对象分作三等,便是因有韩羽这样的“样板”曾有人对我讲过,韩羽买书除对内容有严格挑选外,多以面取之。买到书后便以坚纸细裹,插入书架,需读时再找他人去借。对这一故事,我实在不便去找作为长辈的韩羽当面对质,但从他和父亲谈论封面装帧时的神情里,自信我心目中那一等的赠书友人是存在的,我的分等便不是自作多情了。
面对夜路的封面,我在一阵高兴之后,却产生了新的疑点,欧阳海之歌毕竟提高过我的警觉性。我开始怀疑封面上那一片墨点星空:用墨来象征星星,总有几分不光明吧。父亲反驳了我说,照我的逻辑推理,黑白木刻、黑白照片都不应该再有了。在黑白画家的笔下,世间万物就两种颜色,不是黑便是白。
夜路由天津“百花”出版,直到“百花”的书籍装帧家陈新来信也肯定了那封面后,我才放下心来。后来便是我第一次接到新书,和第一次对书的分等。如果说当时我的分捡尚处于萌芽状态,那么父亲的分拣则早就是蓄谋已久了。他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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