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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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玮从美国来信，告诉苏眉她正在边工作、边读书，收入不错。和尼尔暂时住在公公家一幢别墅里，房租不必拿，星期日到园子里拔拔草还能从公公手里挣出吃冰淇淋的钱。家里有个长长的车道，尼尔教她开车，已经拿到驾驶执照。也玩，到美国人的行列里去玩。坐上筏子漂白河，她勇敢地漂过了最险的五级浪区“甜蜜的浪呀”“他妈的大石头”鬼节时参加化装舞会，她把自己化装成葡萄干，尼尔则化装成半裸体的里根。还有人把自己化装成厕所，屁股上挂一卷卫生纸。美国式的玩，苏眉想。可她怎么也想不出葡萄干怎么化。

    苏玮所学的专业却不时更换。上封信说正读“大众传播”下封信却变成“比较文学”；这封信是“国际贸易”那封信又变成了“饭店管理”这是苏玮，苏眉想。又在七折腾八折腾。折腾着，得到了，却又有点不如愿，还有点患得患失。

    苏玮每次在信中先是一阵兴奋，然后就对美国节奏流露出一些不习惯。说有时她真想懒散一下，有时很想喝一碗爸做的粉丝白菜汤，有时很想睡个午觉，哪怕到响勺胡同去睡也行“要是你再把我搂到沙发上睡，我一定不再‘咕容’。”

    这使苏眉想起她们在响勺的日子，想起她们那天早晨逃出北京的狼狈情景。赶汽车时苏玮追不上苏眉，那是因为她穿着挤脚的花布鞋，脚面被鞋挤得鼓出老高，像个小肉包子。那时苏眉却在前边一味地呵斥她。可是，假如没有这个鼓着脚面的家伙那如此坚决的大哭，也许她们还得回响勺胡同。世间的事都是这么偶然又这么必然，如同她们当时只有共同的狼狈和从这狼狈中获得的共同亲密。谁也不去想将来会怎样：能不能逃离北京，会不会长大。

    但是偶然的，她们都长大成人了；必然的，她们都结婚了。像许多婚后的姐妹一样，她们彼此还偶然地生出些小挑剔——必然。

    苏玮说：“我觉得你结婚以后跟以前不大一样了。”

    苏眉说：“怎么，你感到什么了？”

    苏玮说：“一时也说不具体，反正和从前有点儿区别。”

    苏眉对苏玮这小挑剔并不去用心。不大一样了，是不大一样了。也许苏玮是指苏眉本人，也许是指她们之间。究竟是苏眉本人的什么，她们之间的哪方面，这又何必深究？反正是结婚了，反正不是姐儿俩相依为命的时候了。要是再去来个相依为命，肯定谁也受不了谁。

    苏眉不是也一样地说苏玮吗。

    苏眉说：“小玮，我觉得你结婚以后跟从前不大一样了。”

    苏玮说：“怎么，你感到什么了？”

    苏眉说：“一时也说不具体，反正和从前有点儿区别。”

    苏眉不是有意用苏玮的话去还击苏玮，因为这是她们的同感，无须探讨，也不是唇枪舌剑，只是同感。

    但苏眉对苏玮的“不大一样”毕竟有几分具体，比如她曾毫不掩饰地问苏玮：“中国这么大，中国人这么多，你为什么单找尼尔做丈夫？”她送苏玮去机场那天坐在“雪铁龙”里也想过这件事，她看着尼尔的后脑勺：这个小美国佬。也许她在童年听的看的关于美国人——不，美国鬼子的事太多了，朝鲜、越南什么的。她小时候在响勺胡同看过一本叫南方来信的书，当时美国正和越南打仗，在那本书里单是美国兵对越南妇女的蹂躏就令人发指。有时在一个瞬间她总把尼尔错看成书中画的那种美国兵，穿着大皮鞋，嘴里嚼着口香糖，喊着“哈罗”“ok”

    苏眉现在对苏玮结婚的非议远远不再是这些，那些年代的国际事端在她们这代人的头脑里毕竟是淡漠的。尼尔还是尼尔，尼尔还是个连苏眉也觉得他单纯可爱的“小美国佬”她有时恨他是美国人恨苏玮跟美国人走，也许是因为美国太远，远在地球另一面。这使得苏眉常常计算北京和纽约的时差，计算着当她做午饭时苏玮正在睡觉；而当她午夜躺下时苏玮却正吃午饭。这仿佛是苏玮成心跟她在时间上作对，于是一切还是因了苏玮的离去还是因了那个小美国佬，他们一块儿成心和她作对。

    这一切还不是她们共同觉出的那个“不大一样”有了不大一样才会不大一样，不大一样倒成了她们共有的先入为主。

    比如苏玮常常为了苏眉事业上那过分的兢兢业业、艺术观点上那份难能的不偏不倚给她下不来台。

    苏玮说：“我对艺术一窍不通，这辈子也甭想让我再跟艺术结下什么缘。可是我用一个普通观众的眼光看你，我总觉得你的作品”

    苏眉说：“你说吧，我不在乎。”

    苏玮说：“你的作品少点看头，也可以说成没看头儿。”

    苏眉说：“你不愧是我妹妹，你不愧是苏玮。”

    苏玮说：“你是不是嫌我太直截了当，伤害了你的积极性，创作的积极性。”

    苏眉说：“我正需要点儿伤害，你没见我听的净是不伤害。”

    苏玮说：“你是说评论界？”

    苏眉说：“评论界、观众领导，都有。”

    苏玮说：“观众可不包括我吧？”

    苏眉说：“不包括你。”

    苏玮说：“这还差不多。”

    苏眉说：“说真的，你最喜欢什么样的艺术？”

    苏玮说：“要么就让人一目了然，要么干脆就让人什么也看不懂。”

    苏眉说：“哪个画家不这么想？”

    苏玮说：“那你为什么不这么做？”

    苏眉说：“”苏玮说：“还有你那题材，怎么老是伯乐相马？如今全中国只剩下伯乐和马了，好像能认出马的好坏只有个伯乐。‘的卢’‘赤兔’还有草原的‘高血马’伯乐认过吗？”

    苏眉说：“这么说你还看过三国？”

    苏玮说：“译过，助理。”

    苏眉说：“你还去过草原？”

    苏玮说：“倒是去过。为什么你们——我说的是你们，不好好想想：现在没人非让你戴红袖箍不可，干吗大家还非得争着抢着戴？”

    苏眉对苏玮的侃侃而谈不是无言以对，她是不愿和苏玮把这种有关艺术的谈话继续下去。这原本是个不费劲就能回答得很圆满的问题，却又是个谁都说不清的问题。从别林斯基到尼采，从八大山人到毕加索，谁都想说清谁都说得明白得不能再明白，然而还是一笔糊涂账。现在一个刚进入艺术界的提不起来的美其名为专业画家的苏眉又怎么能说得清？你不是个光唱戏不下海的票友，你不是留着长发光着膀子坐在展览馆门口骂大街的业余画家，你是个“搞专业”的，你要搞就得先站住。要站得住，你不考虑四面八方谁替你考虑？艺术上的海阔天空并不难。她一个同班好友说：“苏眉，我他妈什么都画不像，才想起干脆就不让他像。”后来她便往画布上泼颜色粘布条，后来连用过的卫生纸也往上粘。谁知她的周围却出现了一批狂热的崇拜者，苏眉周围当时倒冷冷清清。

    苏眉的不冷清是她毕业之后的事，毕业、工作便是向社会的亮相。她要考虑四面八方上下左右，她既不愿让人说这个年轻画家老气横秋循规蹈矩，也不愿让人把她形容成疯疯癫癫的梦呓者。同行们说她：“行，又新又能接受。”说内行点是有现代意识又注重传统，说“专业”点是放得开而又有基本功。苏眉要的就是这“又新又能接受”她站住了。

    站住了，是苏眉的一个公开，又是一个内心的秘密。她没有暴露给苏玮，但她自信这已经用不着暴露。她那站住的本身就已经是对苏玮明白的告诉。

    苏玮不去明明白白，苏眉是姐姐。妹妹在姐姐面前，弟弟在哥哥面前，还是讲点分寸为好。尽管苏玮在苏眉跟前侃侃而谈、毫无顾忌，但她毕竟还是做了保留，虽然这保留不是她本来的意愿。

    这就是目前存在于她们之间的那点“不大一样”吧。

    苏眉每次给苏玮回信都直截了当地告诉她，对专业不要总是换来换去，就算世界上有许多适合你学的专业，但你还是应该认准一门儿别左顾右盼，你已经不小了。

    苏眉对苏玮的劝告虽不是侃侃而谈，但也是为了自己那早已站住和苏玮的应该早站住的一点点言不由衷吧。

    苏眉在北京画舫斋的个人画展要开幕了，她正式请了苏玮和尼尔。为了这次出省进画舫斋，苏眉很费了些精神。年轻画家都看重这种“个展”虽然为这个画展她也托同学找关系，坐着出租像当年司猗纹一样（就差洋车了）在北京跑四城，跑比画耗费了她更大的精力，但是她跑成了。那地点虽不是金碧辉煌的美术馆，可也不是陶然亭、紫竹院一般的“野台子”没有一个画界人士不把画舫斋看做是仅次于美术馆的。

    尼尔兴高采烈接受了苏眉的邀请，但苏玮正头疼。这使得苏眉有几分尴尬，使她不得不低三下四地对苏玮说：“我求求你去吧，这次没有‘伯乐’。”

    苏眉的“求”打动了苏玮。苏玮真在头疼。

    苏眉恨苏玮的头疼，她又爱她头疼着还要去看画展。

    苏玮恨苏眉——她头疼着她还在逼她，她又爱她的“求”她。没有比这爱再坦荡的爱了，一个画家为什么要去求一个观众呢？

    画展上没有“伯乐”（并且以后在苏眉的艺术生涯中再也没有出现过伯乐），甚至有几幅苏眉不擅长的题材还引起了苏玮一点兴趣，她当着观众当着作者本人夸了它们。尼尔为这画、这夸所打动，他指着一张跟苏眉开着玩笑：“这张，我要订下它们。姐姐，你打算要多少钱？”

    苏眉先纠正了他的语病说：“是它，不是它们。”

    “对，是它。”尼尔说。

    苏眉说：“你出二百万美元，我再考虑一下好吗？”

    尼尔说：“二百万，不太少吗？我准备用五百万。”

    苏玮说：“好啦好啦，快看吧，留着你那五百万美元去吃生煎包子吧。”

    苏玮对苏眉的当众赞赏和尼尔的“五百万美元”终于给了苏眉极好的心情。她觉得天下理解她的还是妹妹，就因为她能不折不扣地腻歪她的“伯乐”就因为她能不折不扣地当众赞赏她那没有伯乐的新作（伯乐倒像是苏玮）。

    就因为她能在信上直截了当劝告苏玮在事业上不要左顾右盼，就因为在下封信里苏玮又换了专业。

    从画舫斋出来，他们三人还是到一家小铺去吃生煎包子了。

    苏眉记得那天包子铺里人很多，她排队等买牌儿，苏玮等座位。尼尔因了刚才的画展还在兴奋不已，他一会儿挤到苏眉跟前要掏钱请客，一会儿又挤到苏玮跟前用英语和她说着什么。后来他又挤过来要求替苏眉排队，苏眉说“留着你那五百万吧”尼尔懂了，摊了一下胳膊，把钱包装进衣袋。

    包子买到了，却没等到座位。三人站在角落里端着盘子吃，人来人往挤得他们东倒西歪，但他们吃得都很高兴。尼尔的高个子大鼻子在人堆里十分显眼，他吃得最香。后来苏眉刚咬开一个包子便张口结舌地显出愕然。苏玮问苏眉包子馅儿里有什么，苏眉不说，想悄悄扔掉，苏玮却要过来，发现包子里的问题。尼尔也弯下脖子凑上来，对包子馅儿进行研究。他劈手从苏眉手中夺过那有问题的包子，挤到柜台前找经理。“经理！经理！”尼尔以按捺不住的激动喊着，嘈杂的人声因这洋鬼子的呼喊顿时静了下来，人们不知道他要找经理干什么。一个秃顶的中年人走近尼尔（大概是经理），毕恭毕敬地问他出了什么事。尼尔把那个咬开的包子举到中年人眼前说：“这个包子有问题。”经理问他有什么问题，并说我们欢迎顾客指出，更欢迎外国朋友提出。尼尔说：“好吧，现在我给你指出，这个包子里有一根jī巴上的头发！”

    小铺里的人们愣了一会儿才不约而同地发出经久不息的哄笑，意外而又开怀。秃顶的经理也大笑起来。人们没有料到这洋人还会讲中国人的粗话，可那里分明有一根

    尼尔恼怒地问经理怎么办，经理掩住笑，接过包子回厨房为尼尔换了一个，用只小碟托着递给尼尔。尼尔接过包子，认真举着挤过人群，认真地将新包子交给苏眉。他成了一个被人围观的稀罕，他的行为却又激怒了苏玮。她夺过那包子把它扔在桌上，将尼尔推出包子铺。苏眉跟出来，她无法形容自己此时此刻的心情，大概叫沮丧吧。

    一路上苏玮用英文跟尼尔吵，大概是骂尼尔的多事和当众出丑。尼尔却不向她道歉，还挽住苏眉的胳膊说：“一个中国艺术家为什么要吃带jī巴的头发的东西？她是艺术家。”他说得认真严肃，那是任何人都无法反驳的严肃认真。苏眉很为尼尔的见义勇为而感动，她相信汉语的脏话和不脏的话在尼尔脑子里实在还没形成一个概念一种习惯。刚才他怎么形容才对？怎样用文明语言来形容这脏东西？苏眉也不知道。然而苏玮还在跟尼尔赌气，尼尔终于知道自己出了丑。他追上苏玮问她应该怎么说。怎么说，苏玮怎么会知道，她只“破怒为笑”地说尼尔“傻帽儿”“傻帽儿”尼尔的脸不红，还是一副坦然相儿。

    苏眉想，尼尔是多么爱苏玮，而苏玮也希望让苏眉看到她对尼尔的管束能力——别看他是个老外。这种时候往往是苏眉欣赏苏玮的时候，一种带有多种滋味的欣赏。她欣赏她是个能干的家伙，管束着尼尔就像管束着人生。然而这种时候也往往是苏眉惆怅的时候，她日益体味到在苏玮的日子里苏眉的时代结束了，从今往后苏玮的一切宏伟一切琐碎、一切欢乐一切恼怒都将与前面那个洋人尼尔息息相关了。现在她半是故意半是认真地挤在他们两人中间就显得有点多余，虽然此刻她是画家她是他们的东道主，尼尔为她卖了命出了丑，但她那一丝丝惆怅还是难以消失。她更多地回想着那个穿着小花布鞋大哭着往汽车里钻的小玮，这回想才能使她的惆怅一扫而光。

    她相信她们的确有过不能与人同享的幸福，她们“卖货”、倒屎、逃出北京那么她们曾经息息相通，永远的息息相通。只有温馨的回忆才是一切的尖刻、争论、挑剔、嫉妒乃至一切的不悦所不能抵消的。

    有一次苏眉接到苏玮一封信，晚上就梦见苏玮。她梦见苏玮在异国一片苹果园里顶着太阳艰辛地劳动着，她头戴草帽脸前垂挂着半透明的白色网罩，手持一只长把儿羽扇在奋力轰赶营营飞叫的害虫。害虫很密集，她的轰赶显得吃力而无效。苏眉不愿看见眼前的苏玮，便躲在树后望着她。苏玮因为没看见苏眉，劳动得很认真很专注。苏眉却觉得这是为了生存的劳作，一种隐藏起全部委屈为了生存的劳作。她哭了她哭醒了，身边的丈夫问她是不是做了噩梦，她不告诉他，她不屑于告诉他。她伤心地继续大哭，一如当年在北京为小玮的那些伤心。她哭着庆幸着，庆幸时光并没有冲淡她和苏玮的爱。爱着就幸福着，这是一种疼痛的幸福，一种并不企望回报的幸福。

    她想起苏玮去美国之前告诉过她“因为我爱你所以必须远离你”一切仿佛是偶然又是必然，假如苏玮不认识尼尔呢她又该以什么样的方式忍受和分享互相的存在？

    苏玮曾经把自己考入北京读书又留在北京工作叫做逃出北京又打回了北京。“你呢，跟我一样。”她对苏眉说“叫人不能不信命。”

    当时苏眉也在北京，是美院的进修生。

    她们必然要谈论响勺胡同的，有一次甚至说到该不该去响勺胡同看看。

    “你想去？”苏玮问。

    “一千年也不想。”

    “我是一万年。”

    “要是去一趟又怎么样？”

    “你是真想去还是说着玩儿？”

    “说说而已。”

    “那倒不坏。”

    “倒也不坏。叫婆婆看看你，你可不知道她现在看我的那份眼神儿。”

    “你去过了？”苏玮惊异起来。

    “我是去过了，也不知为什么”

    “你穷喊什么一千年，谁知你是怎么回事。”

    苏玮没跟苏眉吵，只显出些一万年也料想不到的惊异，倒让苏眉更加无地自容。但这无地自容是苏眉预料之中的，既然她去过，既然她又不能瞒她。至于她为什么单独地、自顾自地去响勺，还跟苏玮说着“一千年”她自己一万年也说不清。或许她还记得那个清明她为她的化妆？她又记起了她克服过又恢复过的那种种的“像”谁让她像呢。

    你去过了就再去一趟吧，我可是说一万年就一万年。苏玮把信封和两百元兑换券偷偷塞进苏眉的手包时肯定是这么想的。苏眉坚信不疑。她想，与其说那是苏玮的一份良心，不如说那是她对一桩事情的了结。那的确是一种了结，苏眉怎么也不会忘记，当她把钱送到司猗纹枕边时司猗纹脸上那种诚惶诚恐。那是一种明悉这了结之后的诚惶诚恐。

    52

    响勺胡同还叫响勺胡同，没有被改成“延安”、“瑞金”像是死里逃生。

    没有改过去也就用不着再改回来。

    也许当年人们没有看出响勺有什么“封、资、修”的意味。它不是“吉祥”也不是“福寿”响勺就是响勺，社会不管新旧，人都得用勺，勺都得响。

    眉眉逃离的是响勺，重返的也是响勺。

    过去竹西作为庄坦的妻子住响勺，现在竹西作为大旗的妻子也住响勺。

    竹西和大旗结婚了。

    过去司猗纹为响勺唱“阿庆嫂”如今司猗纹为响勺唱过“大快人心事”虽然常香玉这个专为揪出那四个人而编的豫剧段子被司猗纹唱得不伦不类，她还是唱了。她总觉得这不伦不类是因为这唱里总有点唱竹西和大旗的意思，虽然他俩的结合已经很有些时候。

    谁也没弄清竹西为什么和大旗结婚。胡同里许多人说结婚是这一男一女走投无路的将计就计，这是一不做二不休。人们议论。罗大妈为这件事目瞪口呆地去竹西医院告状，可她终未摧毁这一既成事实的事实：司猗纹的儿媳成了她的儿媳。由此她还想到司猗纹儿媳的肚子里还得怀上她罗大妈的孙子，北屋和南屋从此就被宋竹西这么个女人捏合成一种说不清道不白的新关系。这是他妈的哪儿跟哪儿呀罗大妈憋闷得想破口大骂，骂什么？这次她怎么也打点不准句子。骂老还是骂少？骂司猗纹怂恿儿媳攀了高枝儿，还是骂宋竹西屁股蛋子上肉多？罗大妈扫着竹西浑圆的臀，不再暗自叨念大旗仁义，大旗听话，现在大旗只剩下了理想色彩——可不是理想吗？多么理想的一个屁股，生是让那个理想给勾去了魂儿。

    她把大旗轰出了家门。

    大旗好轰，一轰就走。竹西也不用她轰，早愿意离开响勺。就是南屋她轰不走，轰不走就得在这个空前绝后的、今生来世少见的新关系下相处。谁轰谁？没准儿南屋还要轰她呢。

    司猗纹显不出不自然，她看竹西和大旗的结合绝不是无可奈何的将计就计。她觉得竹西是故意，故意结一个给你们看。你们都目瞪口呆了，还议论吗？就像有句话叫“穷则思变”竹西当然不穷，或许还有点富。不然为什么罗大妈看她臀部格外浑圆？一句话，司猗纹对竹西的婚事不愿多想。寡妇再嫁没什么稀罕，在他俩的关系中她不是还起了几分意想不到的作用吗？司猗纹只为死去的儿子庄坦感到几分哀伤，这像是竹西联合起大旗对他们娘儿俩的欺负。可谁让她派眉眉回来“侦破”呢？

    事情破了。

    事情成了。

    这时司猗纹又忘了他俩合伙对她的欺负，却像是她欺负了他们。

    只有当司猗纹看见罗大妈那撇着的嘴更撇，才想起用谁赔谁赚来形容庄、罗两家更贴切。司猗纹还是觉得赚的是庄家，赔的是罗家。这倒是和罗大妈的看法不谋而合：院里这桩事怎么也不是庄家大姑娘嫁了罗家老鳏夫，而是庄家的寡妇嫁了罗家的小伙子。

    但是赔了的罗大妈还得请赚了的司猗纹去街道学习、开会。现时司猗纹再去，得看有没有工夫。她想，唱“大快人心事”那是自得其乐，再也谈不上给响勺争光。大快人心事那是全响勺胡同的人心大快。德国老太太不也开始收到德国亲眷汇来的西德马克吗？她又开始用这马克挑房顶子扣新瓦，拆旧地板换新地板。

    达先生那颗“污点”倒仿佛成了一份不可多得的历史纪录（只可惜那污点小了点，再大点呢），他还被选为区政协委员，区政协的所在地就是坐落在“勺头”的从前司家那个大宅院里。虽然那宅院不再和司猗纹有关，可她住过，熟悉。

    达先生的外孙女马小思也出息成了电视台的导演，还嫁给了一个叫小华的很有来头的小伙子。有时一辆锃明瓦亮的小轿车专接达先生去电影资料馆看内部电影，你弄不清那轿车是马小思公公的还是马小思从电视台弄的，导演们都会“弄”

    你不能说大快人心事就不包括罗家，罗家也自有罗家的人心大快。罗大爷、大旗、二旗虽依然如故、平平常常，大旗因了竹西的大肚子，生活上或许还会出现点暂时的吃紧，可三旗却成了燕京饭店客房部的“博依”“博依”虽然就是服务员，可那是燕京饭店，光是洋人落在房间里的洋烟、洋酒、洋化妆品就足以为人艳羡。连罗大妈用那东西也大手大脚起来，一次她竟把定型发雾误认作花露水挤了一脖子，落了一脖子“黏”据行家分析，那成分主要是松香。

    当然，这些人心大快都是司猗纹那“唱”的捎带脚儿。最使她大快的，还是她收回了她那带廊子的、有着花隔扇的、进门得上五层台阶的大北房。虽然罗家一时还搬不出去，但大北屋她是收回了，每月罗家交给司猗纹的房租就是证明。

    交、收房租也成了北屋和南屋一个新节目——一个最具时代特征的新节目。

    为了迎接这每月十元的房租，司猗纹总要表现出点“派”她没有忘记罗大妈那次拒她和达先生上台阶、还拿小石头子往他们脚上扔的事，现在司猗纹用不着再拿扔小石头子的办法来对付罗大妈，用不着。她对待她要显出点风度显出点教养显出点“派”；往人脚上扔小石头子儿，那本身就是低下。

    每逢罗大妈来交房租，司猗纹便摆出羊皮匣子列出英、法化妆品。也不必再穷穷气气地煨什么小枣，炖锅银耳、煮几颗桂圆，这才是一个正大光明的债主的风度、风韵、风采、风范。

    罗大妈来了。罗大妈在这个节目里也自有罗大妈的安排和铺陈。她从来不给司猗纹大面额的钞票，从来不给司猗纹一张“大团结”她从来只给她一大卷儿零零碎碎的毛票和钢钅崩儿。那些毛票油脂麻花模模糊糊，钢钅崩儿也黑咕隆咚，叫人一看便知这是特意挑选、精心组织。罗大妈走进南屋把手中的东西往司猗纹眼前一摁，一堆破搌布样的东西便摊在两个女人中间。

    司猗纹不瞧那堆东西，还在细吃她的蛋白煮桂圆。她希望罗大妈多坐会儿看她怎么吃，再腾出眼神儿多看几眼她的梳妆台。

    罗大妈不四处乱看，心想你碗里不过还是我上次见过的那几颗“黑枣”（比黑枣大点儿也有限），那东西再有营养莫非还能代替五谷杂粮？还有你梳妆台上那点老玩意儿，指不定是几百年前的。有工夫到俺们屋看看，虽然是三旗捡的，可也是捡外国人的，也够你看一阵子。我是不会形容，不然用外国话给你说俩名儿，你还不蒙了。

    “就您一个人在家？”

    “啊，可不，宝妹还没放学。”明知故问，司猗纹想。

    “多闷得慌呢，叫我我就受不了。”

    “我倒没有您那种感觉。”司猗纹说“一种幸福的孤独。”

    “‘咕容’着就好受呀？‘咕容’是说一个人待着不是？”电影电视罗大妈也没少看，嗯，有这么句话。她想。“我看也是，一个人省心。想想那些个年，这屋里大大小小仨孩子，可真够您受的。好在孩子们都大啦，听说眉眉和小玮那姐儿俩出息得都不赖哩。”

    “全在小时候打下的基础。”司猗纹说“您记得那会儿外头那么乱，我就叫眉眉在家画画儿。”

    “要不说也够您受的。操心呗。”

    “家庭熏陶。”

    “准是。这阵儿眉眉准也挺忙？”

    “忙。”

    “还常来信？”

    “常来。”

    “自打那年以后，我还没见过这孩子。这回还不来看看您。都到北京啦。”

    “谁？”

    “眉眉。”

    “眉眉？来不了。庄晨前几天来信说她在广州呢。”司猗纹早已放下她的桂圆碗。

    “哟，我当您早知道了呢。昨天我们大旗在画舫斋看见她啦，人家还叫大旗进去看画，大旗没去。敢情您不知道哇？您看这事儿。钱对不对，您数好喽。”罗大妈轻描淡写又将话题转到了房租上，抬起稍显沉重的身子出了南屋。

    对于罗大妈带来的消息，司猗纹没有当着罗大妈表现什么（只下意识地放下了手中的碗），但眉眉和画舫斋到底打乱了她的一切计划。慌乱之中她忘记给罗大妈开收据。

    她想，那不是真的。

    她想，那是真的。

    53

    竹西和大旗又搬回响勺胡同搬进了司猗纹的西屋。他们把西屋隔成两间，比大旗厂里那个与人合住的单元宽敞多了，方便多了。

    如果说当年他们是被轰出响勺胡同，那么如今的归来便是凯旋了。他们生出了儿子，儿子名叫欢子，看见孩子便使人想到孩子父母身体的优良。

    欢子的出现使罗大妈迅速忘记了过去，谁赔？谁赚？孙子可是罗家的——长孙。三旗眼光更远大，他亲热地叫竹西“大嫂”影响得二旗也直叫大嫂。他们叫着品味着竹西在他们生活里的分量，品味着一个“知识界”一个海外有亲眷关系的女人的分量。他们开始觉得，大旗和竹西的结合就像是罗家全家的眼光。他们总仿佛看见远处已有什么东西（当然是好东西）在等待着他们全家，那东西不十分地清楚也不十分地模糊。

    罗大妈不再摆弄袼褙、剪刀，她坐在廊上把欢子笼络在怀里，手中拿着“魔方”“魔棍”和欢子一起研讨。

    竹西冷静地领受着这一切。重返这院就是重返这院，她既不感谢司猗纹为她提供的西屋，也不对罗家表现出她就是罗家的人。在医院她是大夫，回到这院里她是宝妹和欢子的母亲，大旗的妻子。至于司猗纹，她和她是同院儿。从前当她和大旗那件事“破了”“成了”的时候，她没有忘记人们射在她身上的那鄙夷的眼光。当她怀着欢子回响勺胡同看宝妹时，胡同里那些眼光更是不加掩饰地射在她的大肚子上。司猗纹、罗大妈、全胡同都一样。她无视那些眼光，甚至略微夸张地晃荡着她的大肚子，在当院给宝妹一洗就是一大盆衣服。现在一切更用不着了，她没有大肚子可看了，在这院里她又还成了原样。腰粗了点，做一阵健美操还能做回去。

    北屋愿意抱着欢子高兴就自管高兴，欢子就是个高兴。南屋对欢子没有高兴倒也合理，欢子和南屋有什么关系？

    竹西在西屋住下了。对于西屋，竹西没觉出它有什么可爱，有什么温暖；也没觉出有什么不可爱不温暖。西屋住过姑爸，竹西常觉得那像是上个世纪的事。姑爸下体里的东西和凝固在姑爸下体里的血就像是她在什么地方见过的文物。但她永远也忘不了西屋还住过一个人，那人不是生活在上个世纪，他和她同代。为了同代的这个记忆，她甚至每天都甘心情愿由眉眉带领着去做早请示。即使他不到场他也是一个存在，是这间西屋的一个存在。遗憾的是他两次住响勺，她都没有进过他的屋子，桌子、床摆在哪儿她一无所知。她只记得他对她有一种视而不见的眼光，但她又觉得他分明是注意她的，并且一定注意得很具体。这具体才引来了她每天早晨站在枣树下的那个用不着盼望的盼望。

    她还记得他抽烟很凶，她从他跟前一过一股烟味便向她扑来。她有点愿意闻，虽然她绝不是有意要闻。打扫西屋时她曾经发现屋角有两个蒙着灰尘的烟头，她捡起来闻闻，烟头已不是她闻过的那种气味，是一种霉气。她还是把它们装进一只信封，把信封放在抽屉的里侧。她忽然觉得她应该否定她对这间屋子的感觉，原来这是一间十分亲切的屋子，这屋子的亲切不仅融洽了她和大旗之间那渐渐失去弹性的感情，还使她生出一种莫名的预感：她觉得她的道路原本还是那么长久，她很难预料在这长久的路上还会发生什么。

    这个难以预料的激情鼓荡着她，使她对大旗的爱抚又变得主动起来。生下欢子后她对他被动过，平淡过。大旗是无法猜透她的，正如当年庄坦从来就没有猜透过她。大旗甚至从没有跟她展开过一个柴米油盐之外的话题，他本能地感觉到他和她之间不适于展开超越那些之外的话题，这本能的感觉使他无法获得在他的年纪应该拥有的那一份放松。他们平静地生活在一个层次上，共同守护着那一份平静，那像是竹西为了平静给大旗规定下的平静。

    有一天，竹西在属于她的手术单上看见一个名叫叶龙北的人，他来他们医院做阑尾切除手术。竹西找到了他的病房，他们彼此认了出来，她想起她抽屉里装的烟头就是他吸过的。她很镇静地望着眼前这位等着做阑尾手术的病人，像所有的医生对待病人一样的镇静。

    你看病，我看病。

    她平平常常地询问了叶龙北的病情，连病情之外的“您还好吗”都没问。

    他是她的病人，手术时竹西却推托有事，把手术让给了别人。她不愿意给叶龙北割阑尾，想到术前准备她尤其觉得难堪——一个她从未有过的难堪。

    手术之后她去病房看叶龙北。叶龙北恢复得很快，那些年在虽城乡下的生活反而把他的体魄锻炼得强健起来，他有点不像“安徒生”了。竹西注意到他的黑发不是染出来的，他的腹肌仍旧明确、结实，而许多他那个年纪的男人已经长出了“啤酒肚”他们随便走出病房，随便走上门外的大阳台，像两个老邻居那样聊了起来。

    他们忘记在响勺胡同他们从来没有说过话，然而他们的聊又证明他们是了解的，这了解甚至细致入微。竹西问了他离开响勺后的一切一切，叶龙北叙述得详尽情愿。他把他在虽城乡下的一切描述得是一片欢乐，虽然在竹西听来，那里的一切都难以忍受。但叶龙北还是自己说自己的，他不照顾竹西的感觉，一阵阵自问自答。他问：“你知道天下什么味儿最使人陶醉？”他答：“是新粮食、新粪。你怎么也想不到。谁不懂这种味谁就不知道什么叫返璞归真。人们都想来点返璞归真，穿条石磨蓝牛仔裤，跳跳黑人跳的迪斯科，外国人到裸体浴场去洗个一丝不挂的裸体澡——都以为这就是返璞归真，扯淡。”

    竹西只是听，叶龙北只是自问自答，竹西的一切他什么也不过问。

    后来叶龙北掏出烟抽起来。竹西本想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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