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门

也找不出像我这么坏的人了。在家中，我的处境也就可想而知。我的哥哥则成了众口皆碑的英雄。

    有一段时间，我坐在池塘旁，或者割草的时候，喜欢偷偷观察苏家。两个城里的孩子出来的时候并不多，他们走得最远的一次是来到村口的粪池旁，但马上又回去了。一天上午，我看着他们从屋里出来，站在屋前的两棵树中间，用手指指点点说着什么。然后走到一棵树下，哥哥将身体蹲下去，弟弟扑在了他背脊上。哥哥将弟弟背到了另一棵树下，此后是弟弟背着哥哥回到了刚才那棵树旁。两个孩子轮流地重复着这样的动作，每当一个压到另一个身上时，我就会听到令人愉快的笑声，兄弟两人的笑声十分相似。

    后来从城里来了三个泥瓦匠，拉来了两板车红砖。苏家的屋前围起了围墙，那两棵树也被围了进去。我就再没看到苏家兄弟令我感动的游戏，不过我经常听到来自围墙里的笑声，我知道他们的游戏仍在进行。

    他们的父亲是城里医院的医生。我经常看到这个皮肤白净，嗓音温和的医生，下班后在那条小路上从容不迫地走来。

    只有一次，医生没有走着回家，而是骑着一辆医院的自行车出现在那条路上。那时我正提着满满一篮青草往家中走去。身后的铃声惊动了我，我听到医生在车上大声呼喊他的两个儿子。

    苏家兄弟从屋里出来后，为眼前出现的情景欢呼跳跃。他们欢快地奔向自行车，他们的母亲站在围墙前，微笑地看着自己的家人。

    医生带着他的两个儿子，骑上了田间小路。坐在车上的两个城里孩子发出了激动人心的喊叫，坐在前面的弟弟不停地按响车铃。这情景让村里的孩子羡慕不已。

    在我十六岁读高中一年级时，我才第一次试图去理解家庭这个词。我对自己南门的家庭和在孙荡的王立强家庭犹豫了很久，最后终于确定下来的理解，便是对这一幕情景的回忆。

    我和医生的第一次接触，是发生在那次自留地风波之前的事。

    那时候我回到南门才几个月，我的祖父还没有死去，他在我们家住满一个月以后，去我叔叔家了。那次我持续高烧了两天，口裂舌燥地躺在床上，脑袋昏昏沉沉的。刚好我们家的母羊要下崽了，一家人全在羊棚里。我独自一人躺在屋内，迷迷糊糊地听着他们纷乱的声音，我兄弟的尖嗓音时刻在中间响起。

    后来是母亲走到我床边，嘴里说了一句什么后又出去了。

    母亲再次进来时，身旁有一个人，我认出是苏家的医生。医生用手掌在我额上放了一会，我听到他说：

    “有39度。”

    他们出去以后，我感到羊棚那边的声音嘈杂起来。医生的手掌刚才在我额上轻轻一放，我所经历的却是亲切感人的抚摸。没过多久，我听到了苏家两个孩子在屋外说话的声音，后来才知道他们是给我送药来的。

    病情好转以后，我内心潜藏的孩子对成年人的依恋，开始躁动起来。我六岁离开南门以前，我和父母之间是那么亲切，后来在孙荡的五年生活里，王立强和李秀英也给予了我成年人的爱护，可是当我回到南门以后，我一下子变得无依无靠了。

    最初的日子，我经常守候在医生下班回家的路上，看着他从远外走来，想象着他走到跟前对我说的那些亲切的话语，并期待着他再次用宽大的手掌抚摸我的前额。

    然而医生从来就没有注意我，现在想来是他根本就不会注意我是谁，为什么总是站在那里。他总是匆匆从我身旁走过，偶尔也会看我一眼，可他用的是一个陌生人看另一个陌生人的眼光。

    医生的两个儿子，苏宇和苏杭，不久以后也加入到村里的孩子中间。那时我的兄弟在田埂上割草，我看着苏家的两个孩子犹犹豫豫地走过去，他们边走边商量着什么。我的哥哥，当时感到自己可以指挥一切的哥哥，向他们挥着手中的镰刀，叫道：

    “喂，你们想割草吗？”

    苏宇在南门很短的生活里，只有一次走过来和我说话。我至今记得他当初腼腆的神情，他的笑容带着明显的怯意。他问我：

    “你是孙光平的弟弟？”

    苏家在南门只住了两年，我记得他们搬走的那天下午，天空有些阴沉。最后一车家具是由医生拉着走的，两个孩子在车的左右推着。他们的母亲提着两篮零碎的东西跟在最后。

    苏宇十九岁的时候，因脑血管破裂而死去。我得到他死讯时，已是第二天下午。那天我放学回家，路过以前是苏家的房屋时，心中涌上的悲哀使我泪流而下。

    在我记忆里，哥哥进入高中以后，身上出现了显著的变化。现在想来，我倒是十分怀念十四岁时的哥哥。那时的哥哥虽然霸道，身上的骄傲却令人难忘。我的兄弟坐在田埂上，指挥着苏家兄弟为他割草，这情景在很长一段时间一直代表着哥哥的形象。

    我哥哥升入高中没多久，开始结交城里同学。与此同时，他对村中孩子的态度变得越来越冷漠。随着哥哥的城里同学陆续不断地来到我家，我的父母觉得脸上光彩。甚至村里的几个老人也四处断言，认为村中孩子里最有出息的是我的哥哥。

    那段时间里，经常有两个城里的年轻人凌晨跑到村旁来大喊大叫。他们的喊声坑坑凹凹高低不平，尤其是嗓子喊破的一瞬间，听起来毛骨悚然，村里人起初还以为是在闹鬼。

    这事给我哥哥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有一次他神情黯然地说：

    “当我们想成为城里人时，城里人却在想成为歌唱家。”

    哥哥显然是村里孩子中最早接受现实的提醒，他开始感到自己一生都将不如城里同学，这是他对内心自卑的最初感受。公正地说，我哥哥结交城里同学是他一惯骄傲的延伸。城里同学的来到无疑抬高了他在村中的价值。

    我哥哥的第一次恋爱是升入高中二年级时出现的。他喜欢上一个粗壮的女同学，是城里一个木匠的女儿。我几次看到哥哥在学校的某个角落，从书包里拿出一包瓜子偷偷塞给她。

    她经常嗑着我们家的瓜子出现在操场上，她吐瓜子壳时的放肆劲，仿佛她已经儿女成群。有一次她吐出瓜子壳以后，我看到她嘴角长时间地挂着一条唾沫。

    那时候我哥哥和他的同学开始谈论女人了。我坐在屋后的池塘旁，听着那些过去闻所未闻的话。关于rx房、大腿等一些赤裸裸的词语从后窗飘出，我听得心惊肉跳。后来他们开始谈论自己，哥哥起先闭口不谈，在他城里同学怂恿下，他说出了自己和那个女同学的关系。他相信了他们绝不泄密的誓言，另一方面是他心血来潮。显然我的哥哥夸张了和那个女同学的关系。

    不久之后，那个女同学站在操场的中央，她身边站着几个同样放肆的女生。她向我哥哥喊叫，要他过去。

    我看到自己的哥哥忐忑不安地走过去，他可能预感到将会发生什么。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他的恐惧。

    她问：“你说我喜欢你？”

    我的哥哥满脸通红。那时我已经走开了，我没有看到一惯自信的哥哥在不知所措之后的狼狈不堪。

    她在身旁女同学助威的哄笑里，将吃剩的瓜子扔向了我哥哥的脸。

    这天放学以后，我哥哥很晚才回来，没吃饭就躺到了床上。几乎整整一夜，我在迷迷糊糊之中听到他在床上翻来覆去的声响。第二天他还是忍受住了耻辱，走上了上学之路。哥哥知道是城里同学出卖了他，他并不因此表现出一丝愤怒，甚至连责怪的意思都没有。他继续着和他们的亲密交往，我知道他这样做是不愿让村里人看到城里同学一下子都不来了。然而哥哥的努力最终还是失败了。当他们高中毕业以后，一个个陆续参加了工作，便不再像以前那么游手好闲，所以哥哥也到了被他们抛弃的时候了。

    当哥哥的城里同学不再光顾我家，这天临近傍晚的时候，苏宇意外地来到了。自从搬走以后，苏宇还是第一次来到南门。当时我和哥哥在菜地里。正在做饭的母亲看到苏宇来到后，以为是来找我哥哥的。我母亲站在村口激动无比呼喊着哥哥的情景，多年后回想时令我感慨万分。

    当哥哥跳上田埂回到家中时，苏宇的第一句话却是问他：

    “孙光林呢？”

    于是母亲在惊愕中明白了苏宇是来找我的。哥哥则冷静得多，他神态随便地告诉苏宇：

    “他在菜地里。”

    苏宇没想到那时应该和他们说上几句话，他没有丝毫礼貌的表示就离开了他们，走向菜地里的我。

    苏宇来找我，是为了告诉我他参加工作的事，他去的地方是化肥厂。我们两人在田埂上坐了很久，在晚风里共同望着那幢苏家昔日的房屋。苏宇问我：

    “现在是谁在住？”

    我摇摇头。有一个小女孩经常从那里走出来，她的父母也能经常看到，但我不知道他们是谁。

    苏宇是在天黑的时候回去的，我看着苏宇躬着背消失在那条通往城里的路上。不到一年，他就死去了。

    我高中毕业时，高考已经恢复。当我考上大学后，却无法像苏宇参加工作时来告诉我那样，去告诉苏宇。我曾经在城里的一条街道上看到过苏杭，苏杭骑着自行车和几个朋友兴高采烈地从我身旁急驶而过。

    我参加高考并没有和家里人说，报名费也是向村里一个同学借的。一个月后我有了钱去还给那位同学时，他说：

    “你哥哥已经替你还了。”

    这使我吃了一惊。我接到录取通知后，哥哥为我准备了些必需品。那时我的父亲已经和斜对门的寡妇勾搭上了，父亲常常在半夜里钻出寡妇的被窝，再钻进我母亲的被窝。他对家中的事已经无暇顾及。当哥哥将我的事告诉父亲，父亲听后只是马马虎虎地大叫一声：

    “怎么？还要让那小子念书，太便宜他啦。”

    当父亲明白过来我将永久地从家里滚蛋，他就显得十分高兴了。

    我母亲要比父亲明白一些，在我临走的那些日子，母亲总是不安地看着我哥哥，她更为希望的是我哥哥去上大学。她知道一旦大学毕业就能够成为城里人了。

    走时只有哥哥一人送我。他挑着我的铺盖走在前面，我紧跟其后。一路上两人都一言不发。这些日子来哥哥的举动让我感动，我一直想寻找一个机会向他表达自己的感激，可是笼罩着我们的沉默使我难以启齿。直到汽车启动时，我才突然对他说：

    “我还欠了你一元钱。”

    哥哥不解地看着我。

    我提醒他：“就是报考费。”

    他明白了我的意思，我看到他眼睛里流露出了悲哀的神色。

    我继续说：“我会还给你的。”

    汽车驶去以后，我探出车窗去看哥哥。他站在车站外面的树下，茫然若失地看着我乘坐的汽车远去。

    不久以后，南门的土地被县里征用建起了棉纺厂，村里的人一夜之间全变成了城镇居民。虽然我远在北京，依然可以想象出他们的兴奋和激动。尽管有些人搬走前哭哭啼啼的，我想他们是乐极生悲了。管仓库的罗老头到处向人灌输他的真理：

    “工厂再好迟早也要倒闭，种田的永远不会倒闭。”

    然而多年后我回到家乡，在城里的一条胡同口见到罗老头时，这个穿着又黑又脏棉衣的老头得意洋洋地告诉我：

    “我现在拿退休工资了。”

    我远离南门之后，作为故乡的南门一直无法令我感到亲切。长期以来，我固守着自己的想法。回首往事或者怀念故乡，其实只是在现实里不知所措以后的故作镇静，即便有某种抒情随着出现，也不过是装饰而已。有一次，一位年轻女子用套话询问我的童年和故乡时，我竟会勃然大怒：

    “你凭什么要我接受已经逃离了的现实。”

    南门如果还有值得怀念的地方，显然就是那口池塘。当我得知南门被征用，最初的反应就是对池塘命运的关心。那个使我感到温暖的地方，我觉得已被人们像埋葬苏宇那样埋葬掉了。

    十多年后我重返故乡，在一个夜晚独自来到南门。那时成为工厂的南门，已使我无法闻到晚风里那股淡淡的粪味了，我也听不到庄稼轻微的摇晃。尽管一切都彻底改变，我还是准确地判断出了过去的家址和池塘的方位。当我走到那里时心不由一跳，月光让我看到了过去的池塘依然存在。池塘的突然出现，使我面临了另一种情感的袭击。回忆中的池塘总是给我以温暖，这一次真实的出现则唤醒了我过去的现实。看着水面上漂浮的脏物，我知道了池塘并不是为了安慰我而存在的，更确切地说，它是作为过去的一个标记，不仅没有从我记忆里消去，而且依然坚守在南门的土地上，为的是给予我永远的提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