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憧憬

。当这一幅疾疾地在一天内画完的过程中，我的脑海中不断地闪掠着“信”与“情”两个字。对于个人来说，我认为自己成功了——我把黄泥小屋看作自己的第一幅作品。

    只要这种古怪别扭的感受继续强烈地袭来，那么我大概还会继续画这个主题。我估计我的笔触、色调、构图将会迅速变化，但每个时期都会有一幅这个主题。立功有一天，那一天我觉得黄泥小屋的梦——这是真正的被压抑到极限的中国梦（chinesedream）——已经被无情粉碎，那时也许我会掘出我当考古队员的旧家底，再画它一道废墟。

    从这时起，我对于新语言的妄想正式形成了。完全不同于古之士子琴棋书画的中国式传统，完全不同于流行的书法热、国画热、硬笔、木笔、屁股画荷叶；我妄图梅开二度再捞一场青春，新语言如同新鲜的爱情一样，令我痴醉发狂。油画不同于小说，打哈欠评头品足的读者根本就看不见它，这使我有某种报复的快感。

    我用不着再幻想他们读懂中国方块字了，他们是绝对不通色彩语言的。投入艺术的险流以来，我破天荒地有了安全和自立的感觉。

    ——这一切大约是1988年秋天的事情。那时我从民族研究所转职到海军已经一年，艺术之外的思想斗争也同步地激烈接近顶点。我顽固地、精神病患者般地、总想和人讨论大是大非、讨论大问题。而所谓朋友群无一人有半丝感性与我呼应。我觉得如此思想下去是可怖的，曾在一篇散文中透露过我要走后门混一张精神病患者证明。我只有一次次深入西海固穷乡僻壤的黄土山地；但每一次归来都觉病入膏肓又深一分。于是，在收获第4期我发表了诗小说海骚，把我的心事和逼近我的预感尽数倾泻。

    海骚是我郑重地献给中国海军的礼物，它的意义会有一天被揭示。我写出了自由与人民两大主角，字字饱蘸着我的心血和我们回民的鲜血。它的强大的宗教预感已被验证——听说有什么人在哪里文长字短地和它练花活；我要说，那些先天不足的小文痞子是不配和我谈论海骚的。海骚是keramati[1]，是神藉我的诗降喻的警告和启示！

    到了冬天，我的这种思想更加狂烈，由于出现了举办庆贺海军诞生40周年画展的机会，我决心用油画再次表现。

    大幅油画海骚插图画成于1989年3月，120x72cm，1989年4月19－30日在中国美术馆参加了题为海的诗的海军画展。画展由张爱萍上将题字，海军的专业和业余画家几乎全部拿出了作品。我不厌其烦列举上述资料，是由于这些资料对于我的这幅作品都将是一种证明——包括日期，一切都将证明我的预言，我退一步说是预感。

    我使用了我的两原色之一：白。

    白色，前文已述在蒙古语中是chagan，在哈萨克语中是ak；但游牧世界中并没有用这两个词形容的马。也就是说“白马”只有在理论上才存在。在蒙古牧民中，现实中的所谓白马都被称为“亚干”（粉）、“落日勒”（灰）、“乌兰”（微红）、“撒乐勒”（有黑鬃线的白马）、“阿勒克”（有某处花斑的白马）等等。我没有见过一匹在草地上被称为“chagan（查干）”的白马。现实中的一切白马都不是纯白；能用蒙语——哈语称呼一匹马为“白”——那是美丽的理想。它太纯洁，它太漂亮，它那血统太不可思议的高贵，它是大陆的、比维纳斯高级多少倍的活美神。[2]

    我用了至少5管锌白和钛白。我的构图是一匹ak-chagan马绷紧肌肉，面对着暴风雨笼罩的大海。在一切细部——不是画家的细部而是内陆亚洲牧民的细部；如脚踝、蹄、鬃心、尾巴、唇，都用白油彩避免它变成亚干、撒乐勒或阿勒克。这是画家可能不以为然但牧民将看出门道的白色骏马。

    我和我的哈萨克朋友们一说这个画面，他们便激动得嘴唇颤抖。他们是中国最懂得黑与白的人。白马耸着耳绷着腿，站在礁岸上，面对着黑云和黑海洋，那海上一片暴雨。海军必须经过这样的抉择才能冲向大洋。海军必须具备这样如同ak-chagan的纯洁，才能战胜那黑云如铁砧、撕裂开的天暗红如血、黑风暴严峻地挡住前方的海洋。

    在我杜撰的绘画学术上，我认为这幅海骚插图是我的黑白双原色的一次淋漓尽致的表现。为了“信”在其中，我坚决写实——哪怕露“怯”出丑，让人家看破我这半路出家者的底牌。我命题的目的当然不待说：我要使那个中篇诗体小说和这幅画在一个标题下，共同倾诉我对错爱于我的中国海军的全部感情、思索、建议和告别。

    这幅画我不复制。将来，会有一天它被再次展出，而我早已离别了海军。但是，我希望那一天海军能因它而自豪；能为有过我这样一名为海军献出过赤诚的战士自豪。

    我决心离开这次驻牧的海军，重新开始我天性喜爱的游牧生活。这个决心是以我的第三幅作品表达的。

    这是一幅写实油画。尺寸是60x40cm。画布质薄，好像有些化纤成分，阴天下雨时画布发潮变松。画面是一个牧人骑一匹褐色瘦马，拖着一根乌珠穆沁式长马竿，背影佝偻，走向一片前途未卜的黄昏。题为太阳下山了，作画时间是1989年6月下旬。

    画时我忘了自我。原来还想在鞍上挂根“阿拉木伽”（出远门的绊马绳），鞍后捆条毯子，后来怕琐碎舍弃了。总画不好近景的枯草，恼得我恨不得拔些草用胶粘上去——摇曳牧草，从来是草海送别的语言呵。画时我听着冈林信康的两首歌，两手空空还有和幻想的翅膀同逝。调着油彩，怅然无依。听着“和昨天已经切断，如同一个孤儿。把脚迈在哪一步呢，长夜才刚刚来临”画几笔；再听“不，我已经厌烦了，再不愿看这个世界一眼”又画几笔。这是我度日的唯一方式：沉默，作画，而且只想用最写实的笔触，好像只有这样才能忍住。

    油画太阳下山了伴我度过了可怕的精神折磨，也使我比较认真地练习了一遍油画基本功。为了达到“信”我暗暗希望在我放开闸门让自己的风格冲出来以前，一定要练练基本功。我这样完全没有经过油画训练的人，能够画得“像”无论如何是件要紧事。但是更重要的不在于此，太阳下山了里那个背着人的牧人身影勾我快走；20年前在内蒙古大草原的艰辛自由部随笔——浮荡着，等着我。

    在这个6月以前的一个月，我住在西北民族学院招待所。有一天深夜有人敲门，进来一个不认识的瘸腿青年。我刚要发问，他突然用蒙语开口了。蒙语于我是法律，我马上沏茶敬客。

    他是一个西部蒙旗的青年，对我的作品精熟无遗。聊了一会儿高兴了。他突然问：“您为什么进军队了呢！”我呆了：我戴着回民的白帽子，刚从宁夏农村度了斋月出来。他那口吻里有一种不满，好像我背叛了一种他刚刚好不容易批准了的、在他看来太贵重的骑手形象。

    我画着，心里强烈地想念着他。我的亲爱的蒙古小弟弟，谢谢你为我寄存我的形象。我承认你比我深刻，请把你珍藏的还给我吧。哪怕穷愁潦倒，哪怕走投无路，我永远也不会再放弃一个走马浪人的形象了。读到这篇散文后请通过收获来一封信，我要寄一张太阳下山了的照片给你，愿你的病腿康复。

    那么，对于我的残生来说，回民的哲合忍耶，便是唯一辉煌灿烂的存在了。

    徘徊的沉默，微甜的孤独，也许是油画导致写实的原因。我画那幅远离而去的骑手时，久久沉浸在一种茫然的漫想之中。没有结论，没有边际。画是为了想，而想时便在画。那种画需要时间，那种色彩大概可以说是细致而柔和的。色彩也茫然无依，听天由命——骑手头上的天空只潦草涂了一遍底子，便觉得恰到分寸，不敢再改一笔。就色彩——我用油画笔追求的新语言来说，那幅画没有对我有过任何建树。我只是透过它思索；或者说用完成它的过程来完成自己的抉择。

    无疑，对我本人来说——无论抉择、结论、解救都只可能是哲合忍耶。

    哲合忍耶，生我如此一腔血的中国回教最英勇最受难的教派！暴政的挑战者，奴隶传统的破坏者，正统中庸的异端，底层民众的义旗，伊斯兰及一切真正信仰者的光荣——想到它，我便沉入狂醉痴疯之中。

    像我这样的人必须崇拜。我不是那种永远有理而且好与人争的人，我也不是自信无度靠自我感觉度日的人。我有我透视自己的能力。我要有支撑——如果没有人愿意，那我就在精神世界寻找。哲合忍耶迎我而来，使我如一条将要干涸的河突然跌入了大海。

    时机降临了。用回民的话来说，口唤到了。再也没有留恋疑虑，再也没有幻想，再也没有一点掺假和轻浮——我决心以全部残生投入为哲合忍耶、为宗教、为人心最起码和最高尚的自由，为拯救我自身心终旅决战。

    这个决心应当有一张油画来记录。

    油画光复洪乐府礼拜寺作于1989年秋，58x52cm，是在板上打乳胶底子，再用油画笔和调色刀画成的。画时我怒不可遏，心中轰鸣着如雷的战鼓声，和密集鼓点中激烈穿荡的嘹亮圣乐，大块抹上的橙红晚霞上是湖蓝涂成的天。天蓝色的礼拜寺（我曾在这里度过半个斋月）如同圣殿。两棵黑杨矗立成门旗（这是礼拜寺恢复时留下来的护路树；原来卑鄙地碾平了寺、碾平了人心的青铜峡——吴忠公路已经在作孽10余年后改道，10余年里长大的杨树被回民买下了）——如复活的灵魂。

    前景，画到前景时我不能自己，只顾把一切激烈的浓色往上砌抹。这块土地从清同治年至今，浸过了多少遍哲合忍耶教徒的血啊——我把它画成了汹涌的红浪。

    这幅面装好镶框，正挂在我的西墙上，与一位我崇敬的老阿訇写下的阿拉伯文“束海达依”（殉教之道）并列。让世人因无信仰而生，我宁愿有信仰而死。光复洪乐府礼拜寺造成了我的礼拜场所，它使我阴暗过分的思想里射进了五彩辉煌的光芒。

    这幅油画也许将成为我重要的宗教画。面对世纪末的我自己，我总觉得唯它能解决我的矛盾。也许这幅油画已经帮我跨过了人生的大关。从画成它以后，我真正获得了坚定的意志。从此我不怕失去廉价的友谊，不怕再忍受读者的背叛。有人在我的金牧场发表后说，张承志走到了反面；我想说，从这幅油画开始，我才刚刚走上了人的正道。在洋鬼子那里，宗教可能是一种传统习惯；而在中国，敢于宣布并守卫自己的宗教信仰是人性和人道的标志，是心灵敢于自由的宣言。

    一个人只有敢作这样的宣言才能打通艺术之路。我痛恨中庸之道，我否认孔孟中庸的人生形式和艺术。

    会有一天，我的油画光复洪乐府礼拜寺将挂上兰州东川拱北或是银川东寺的墙壁；和遍及10省的哲合忍耶献上的锦旗并列，和衣衫褴褛但为中国提供了脊骨的西海固回民献上的贺帐为伴。无论是我或是我的这幅画，在那一天在那面墙上，都将只有温暖永不孤单。

    那才是够味的一步，那才是我对轻浮的崇拜者和恶毒的批评者的回击。几十万誓死的哲合忍耶回民将是我的最棒的欣赏者。他们在舍命守卫那些清真寺的同时，也将守卫我的艺术。对于我10年前童言无忌喊出的“为人民”3个字来说，那将是一个多么响亮的回音啊，是我使艺术真正和底层人民的心贴在了一起——这一点任何人都望尘莫及。

    画光复洪乐府礼拜寺的时间，使我若触若失地感觉过一种快感——我猜它就是一个画家或艺术家捕捉到、遭遇到自己的语言时的感觉。我刚要品味一下，它又悄然消失了。

    色彩？笔法？新语言？或者是终止符？

    我明白必须下决心了。这是我的极限。从油画黄泥小屋开始，我听凭生命去进行的追求已全部结束。如果还要画，那末，新语言的问题尖锐地、如同再强求活一次一般地等着我。

    我问自己：你真的想当一名画家吗？

    不应该轻率回答。

    我是那样地深爱着大自然。我有十足的资格说我是蒙古草原的义子、黄土高原的儿子。我是美丽新疆至死不渝的恋人。我心中盛满它们的景象———我不用写生就是属于它们的风景画家。那么——我要画吗？

    我是一名从未向潮流投降的作家。我是一名至多两年就超越一次自己的作家。我是一名无法克制自己渴求创造的血性的作家。我用10年功夫磨炼了自己的文字语言。我已经弃职无业。我今后必须把养活自己的女儿当成首要目标。在这种时刻——改用油画色彩如同一个巨大的零，它不仅神秘莫测而且暗藏危险。真的要画吗？

    我没有决定。

    我面临的不是一种任性之举；如同苏非主义的宗教，它是一种唯有主知道的机密。

    在决定之前，我要尽量地画。也正因此我写这篇长散文。我的胸中冲腾挤撞着无数景象，我不知道自己是否有能力把它们抽象成构图。我要为我最喜爱的黄巢咏菊诗画，我要为我的最高学府——沙沟庄子画。我要画东乡，三十年后，我要画红石头山和如线的新月。我要画外蒙古的白湖：牧人对海的思考，我要画弥漫苹果花香的伊犁5月——我盼着这些绘画行为变成一种宗教礼仪，为我求未来属于我自己的绘画语言。但我并没有说：我的祈求能够应验。

    我是一个平凡的、出身贫寒的穷人儿子，但我走过了深具意味的道路。我丝毫不想归功于自己，我只感激前定。伊斯兰和一切一种教都强调前定。我已经否定了一部分孔孟之道尤其是它的中庸之道，尽管我溅起的浪花渺小。将来会有人继续溅起浪花，直至埋葬这种人类已经不需要它的东西。未来的人只需要纯洁的心灵追求，以及相应的真正艺术。

    年轻时闯入的乌珠穆沁纵深的汗乌拉，成年后闯入的西海固纵深的沙沟，都是一些艺术世界。20岁时成为我亲人的蒙族牧民阿洛华一家，36岁时成为我亲人的回族农民马志文一家，都是一些美好的人。我只是他们培育的一个精灵，有时显现为诗，有时显现为画。

    觉悟这一切实在太难，觉悟的刹那便想感叹为时太晚。我真想来世原样不改地再活一遍，那时我将获得——胜利。

    199026以浪人身份写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