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住真实,我也站进了对她隐瞒真相的人群中,靠着谎言,混一天是一天。看来她只得孤零零地去肩起那份真实的负荷。我眼泪再也噙不住,她却轻快地拍拍我的手,说:“好好,不是就不是!”这种时候,她和我只有不朝那痛处看,或者看穿也不去说穿它。
这天以后,我每天去附近的菜市场,买回最新鲜的鱼和菜蔬。看妈妈吃饭,是我最紧张和痛苦的时候。她是吃给我看的,机械地咀嚼,任何美味之于她都不复有在了;再别出心裁的菜肴,在她嘴里都嚼成一块蜡。化疗越来越使她的进食变成一种折磨。妈妈却还总说:“嗯,好吃!闻起来就香!”当然,这话她也是说给我听的。我跨了重洋归来,帮她回忆她从童年至今所爱的一个个菜谱,一些失传的,一些刁钻的,也都使出浑身解数为她做出来,她即使再难下咽,也领我一份心的。我自然也是领她的心的。就像每天早晨我进入病房,大声哈哈道:“妈妈,你今天气色特好地!”她总是领情地一句:“是吧,我也觉得不错。”
第二次化疗后,妈妈常从头上抓下一大把一大把的头发,似败草一样。妈妈曾有好极的一头厚发,演雷雨中四凤,编一根又粗又长的大辫子。那样活的一根辫子,一甩一挥都是生命。话题就从头发开端,妈妈讲起她演的一出出话剧中的一个个角色,讲到得意时,她是完全康复了。退回到了几十年前的岁月,眼睛也是二十岁的眼睛,那早已拖长而形成一条深皱的酒窝,又圆了。妈妈是好看的,年轻时更是,荣耀的日子有过不少,似乎什么都有过,只是从没得到过爸爸的爱。
五月份,我必须回美国完成一些写作,处理一些事物。那时妈妈的情形也相对稳定。临走前的晚上,我在妈妈床边坐到很晚。她忽然讲起她生我时的情形。她讲得很仔细,一个细节也不滑过。她说我是在三分钟内就冲锋到了她的体外,当护士告诉她“是个女儿”时,她从产床上蹿起,拉起医生护士的手就说:“谢谢!谢谢!”似乎是医生护士们成全了她对女儿的渴盼。
我没想到,妈妈会在离别时讲这件事。也许她自己都不知它的喻意。
八月初,癌症已转移到妈妈的脊椎,破坏了全身的造血机能。身体里已基本没有红血球,妈妈在靠输血过日子。然而所有的人都对我封锁消息,担心我失眠症再次大发作。似乎是某种感应使我早早订了机票,于八月六日赶到上海。刚在旅馆下榻,我便拨了电话,通报我的到达。而我得到的第一句话是:“妈妈昨天早晨过世了。”
我连一声惊讶都无力表示了。下面的话我全听不懂似的,只是僵僵地把话筒渐渐从我耳畔挪开。我什么也没说,直接把电话挂断了。似乎是一把刀刺进来,血尚要有一会儿才会流出来,疼痛也需要一段时间才能追上我的知觉。我一再问自己:我是个没母亲的人了?一个没了母亲的人是谁?我是什么人?住在这空寂的旅馆,走出去,外面将是个没有母亲的空寂世界。
我哭不出来。我坐在旅馆的厚厚的陌生中,坐了不知多久。大约是十二点多了,我吞服了三倍于平常剂量的安眠药,躺在床上,等着痛楚追上来,等着眼泪追上来。安眠药半点效力也没有,我再次吞服了更大剂量的药。此时窗外的黑夜已在褪色。我无梦无眠亦无思。没有了母亲,祖国的版图在我心里,从此是缺了一块的。
五点钟,我起来,拨通了美国的长途,我先生恰在等我电话。我不知道讲了些什么,只知道讲得很长,抽泣使句子很断裂。之后我收拾了行李,去搭最早一班往南京的火车。我坐在那儿,心里白茫茫的,眼睛不大眨,也不大转动。车上的人心情都很好,很热闹地买着沿途每一种特产食品。我没了妈妈,人们照样啃无锡肉骨头。
追悼会安排在我到达的第二天。只有一小时,因为殡仪馆四点钟关门。我临时写了悼词,语辞文法都稍嫌错乱,只以满腹遗憾,通体悲伤,将全文凝聚起来。我仅念了第一句:“亲爱的妈妈,我回来了,不过已太迟了”站在第一排的哥哥“轰”的一声大哭起来。四十岁的哥哥,我是头一次看见他的眼泪。
妈妈躺在鲜花丛里,嘴唇微启。哥哥告诉我,妈妈的最后一夜,一直在喃喃地说:“不知还能不能等到歌苓了。”
妈妈年轻时同台演戏的朋友们都来了。还叫着我的乳名,还口口声声叫我“好孩子”有一刹那,错觉来了。似乎又是几十年前,我在后台,穿梭于这些熟识的演员叔叔、阿姨之间,寻找妈妈。总会有个人喊:“贾琳,你的千金在找你!”
遗体告别仪式结束了,门外的蝉声仍在号哭。我有一点明白,妈妈为何把我出生的经过那样仔仔细细地告诉了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