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鼓励大家畅所欲言,因此众人都也各抒己见。原来此次
将书回炉重修,主要是因为存在几点问题,在使用中处。
一是五经正义经义庞杂,规模过大。本来朝庭编纂正义,是为科举取士制订统一的经解教材和课试标准。因为当时不仅学分南北,更有各姓“师法”、“家法”各不相同,义理混杂,众说纷纭。前朝隋代首开明经、进士科取才以后“自正朔不一将三百年,师训纷给无所取正”因没有标准经义,众博士几乎无法评卷。有鉴于此,唐太宗下令孔颖达主持编纂五经注疏定本。但孔颖达主编的这部五经正义虽然基本统一了经义,但是引用太甚,连篇累牍,足有170余卷。若真以此为教科书,不说出版之事成本过高,工程浩大,就说是教学引用,也是难为人。因此朝庭便有意精简篇幅,去芜存精,以利流传。
二是五经正义博采众家,广纳诸说,颇有矛盾纰漏之处。初次修书时,乃是在众多地经书章句中,选择一家注释作为标准,然后对经文注文详加疏通阐释。其他编修之人负责具体注疏,凡有矛盾争议之处,再由孔颖达综合诸说定夺,以为终论。如正义中易采用王弼注,诗用毛传郑笺等,其他诸经,也均以前人流传较广地疏义注本为宗,整理成书。虽然此法成书迅速,易于采编,但诸经之间经义也有难免互悖之处。加之成书太快,难免存在疏漏谬误,故需要重新考订。
三是五经正义一些词句,因采前朝旧义,有失朝庭体统。如在尚书。“大隋”实在是有违君臣体统。似此之类,皆因依据旧时疏本,而与修诸儒又失于详查的缘故。这些自然是须得一一删正,以明正朔。
但如此一一论来,重审正义一事,委实难以下手。尤其与第一次修书不同,具体摘录工作不是非常多,最主要地是对已经存在的经义进行审订重考。这样一来主要工作,怕都要集中在孔颖达这主编的头上。无怪乎孔颖达觉得精力不足,要召卢鸿进京相辅了。
众人讨论了半天,总是觉得难有着手处。不管是精简、统一以及删正,首要便是主编之人,拿出一个最基本的立论标准来,为众人接受后,才能以此为据,或删或修,不然便无处着手。但前时之所以广采众家,便是因为难以一家之说为贯。此时若要重订,却是要推倒重来一般。那词句间的修订,倒尚在其次。
此时天气渐热,孔颖达这书房不算宽敞,屋内挤着众人本就狭窄,甚是闷热。众人说得热烈,更有几人满头是汗,也未争出个所以然来。
卢鸿因是初次参加会议,虽然孔颖达将他向众人做了介绍,互相之间也都早有闻名,表现很是亲近,但他毕竟是孔颖达的学生身份。何况初来乍到,不便多言,就一直未曾发言。
孔颖达见卢鸿一直站在自己身后,未出声讨论,有心要他参与进来,便说道:“卢鸿,虽然你是我弟子,但日后相辅修书,也免不了多作参与。此事你有何见解,不妨也说来听听。”
众人听了此言,不由一齐将目光投向肃立在孔颖达身后的卢鸿身上。此间众人,虽然多是首次见到卢鸿,不过在座的均是经学大家,对卢鸿在玄坛首倡气学、范阳经辩新解老子等事都知之甚详。更有数人对气学颇为推崇,因此对卢鸿,都不敢以后辈小视于他。见孔颖达要卢鸿发言,均静听卢鸿有何高见。
卢鸿也不做态,面带微笑说:“学生倒是有个提议。”
“哦?”孔颖达说:“有何提议,讲来便是。”
卢鸿说:“学生想这修书也不是一时之事,总要反复讨论,细为推敲才好。看老师这书房甚是狭仄,诸位先生都是闷热难当。此时院内松荫如盖,清风习习,更有石凳生凉,藤萝旁绕。何不移座院中,学生为诸位先生烹茶以奉,平心静气,再论修书之事,或者更有灵机,豁然开朗?”
众人听了卢鸿这提议居然是这般,不由尽皆微笑。唐时官府中,其实不似后世般严肃沉重,同僚间饮茶闲谈也是常有的事。那颜师古先就大笑说:“我们这一群老夫子,还不如一个后生晚辈心态平和了。嗯,如此议论公事,不妨正务,却多份闲情雅致,甚得我心。冲远兄你看如何?”
孔颖达笑着说:“我这学生,不管何事,总是要弄些闲散之趣来。好,便依众议。卢鸿,你便准备茶具,我等只静等品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