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是个佛教徒吗

。在佛禅思想的浸润下，在对忧患人生的反思中，苏轼形成了坦然面对现实苦难的人生哲学，即随遇而安，超然物外。

    元丰五年三月七日，苏轼途中遇雨，遂借题发挥赋定风波词：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晴。

    词中“风雨”象征人生的坎坷忧患，在“风雨”来临之际“何妨吟啸且徐行”任凭风狂雨啸，一心坦然，随缘任运“一蓑烟雨任平生”而在风雨过后，回首反思这一段经历，则风雨晴晦俱为外界之变化，只要心无所往。“造物虽驶如余何”(百步洪)，虽处优患之中却坦然超脱，安闲自在。哲宗元祐元年，友人王定国南迁归，苏轼问其侍儿柔奴：“广南风土，应是不好？”柔对曰：“此心安处，即是吾乡”苏轼因而赋词一首：“试问领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虽是戏谑之言，其中亦有苏轼真意存焉，苏轼尝云：“只从半夜安心后，失却当年觉痛人”(钱道人有诗云直须主人翁作两绝戏之)“逢人欲觅安心法，到处先为问道庵”(和子由寄题孔平仲草庵次韵)，可兹为证。

    晚年贬谪惠州，苏轼寄信友人：“某睹近事，已绝北归之望，然中心甚安之”(与程正辅提刑二十四首)，可知淡看人生荣辱，努力保持随遇而安的超然乐观心态，正是苏轼面对政治迫害时一贯之作法。苏轼能达此人生境界佛禅思想功莫大焉，苏子自云：“平生学道，专以待外物之变，非意之来，正须理遣尔”(与滕达道二十三首)。此处所提之“道”与“理”当指佛禅智慧，有诗为证：“得酒相逢乐，无心所遇安”(送范景仁归洛中)“无心”即无念无往“但应此心无所往，造物虽驶如余何”对境无心，不以外物萦怀，故能随所遇而安。可见正为参透禅宗生灭无住之理，理得而后心安。故于外物纷然变幻之际，自己饱受坎坷浮沉之时内心洞达空明，无有滞碍，而能神闲气定，超然乐处。哲宗元符二年，苏轼贬谪海南，其减字木兰花词云：“不似天涯，卷起杨花似雪花。”描写海岛绚烂青光，洋溢着词人的喜悦之情，正是苏轼随遇而安、乐观旷达心态的绝好体现。

    苏轼对禅佛思想的接受持一种分析的态度，他不深究佛学义理，而是“取其粗浅假说”即把握其基本精神，以充实、完善自己的人格思想。禅佛思想不仅影响了苏轼的社会行为，也影响了他的文学活动，其词中诸如彻悟的人生感受、随缘自适的人生态度等表现主题，以及空灵澄澈的意境等，都反映着佛老思想的影响、浸润。他的思想带有鲜明的儒释道杂糅的特点。但值得注意的是，苏轼对禅佛思想的接受不是盲目的。他学佛的目的，并非为了穷究其义理，以期“出生死，超三乘”而是“期于静而达”是“取其粗浅假说以自洗濯”至于“世之君子所谓超然玄悟者”他便自称“不识也”

    总之，苏轼是要攫取禅佛思想的内在精神以充实、完善自己的思想境界。他在禅佛思想实用入世方面做得很好，然而，他有不痴迷其中。苏轼的佛禅思想是有他自己的人生色彩在的，这种思想的形成也对他的整个人生起了潜移默化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