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小说世俗精神初探

述后，近乎一致地在追求世俗、和谐的世道人心。在对生活的观察角度上，也是俯视的。因此能看得更为真切，更为深刻，乃至“独断”（或个性）的世俗精神。[9]

    这些小说人物有极具传统道德风貌的人物。如在岁寒三友里，靳彝甫为了解救两个朋友的困苦，慷慨卖掉自己珍爱的田黄石。作家用日常化了的平和叙述，诉说着这最贴近底层生活的世俗人生。田黄石没有太多的人生追求，只想好好地生活。这是最底层最世俗的要求。在故乡人——钓鱼的先生里，王淡人甘于清贫却急公好义；以及鉴赏家里，画家季民与果贩叶三生死不渝的友情。这些人，常常可以为了解救别人的苦难而几乎忘了一己处在生活底层的苦难。寂寞与温暖中，沈沅在政治压力下，寂寞中却得到了正直的知识分子和工人们的温暖。人与人之间在现实关系中的协调和近乎伦理意识的感情的双重危机，是作家从凡常人的生活命运中，所努力发掘出来的世俗精神追求。这也许只是给自己一个好好活着的理由，或者说是生命趣味。

    小说人物中也有冲破人生苦难的冰河，而同时求得一种世俗的豁达的。他们有的淡于世故，不屑为浮名俗利而去“数数然“（如故乡人中的王淡人）；有的则性情放达，不求进取，飘逸中藏起对社会人生的严肃态度（如徒中的谈壁渔）；有的愿在平淡世俗的度日中，安然地过一辈子，不为名利所动（如鸡鸭名家里的余老五）。这些人物都有一颗随遇而安的心，来认同这甚至不安的人生。在认同中完成安于此生、乐于此生的生命体认。这些无不让人想到汪曾祺本人的生活和他个人的精神价值追求。

    这种中国式的世俗精神，在为小我——一己求得安生的同时，还有世俗的自身净化，就是用现实中的现实来解决现实的问题。比如一个人死了活着的亲人痛哭不止，中国人的劝慰是人死如灯灭，死了就是死了，你哭坏了身体，以后怎么过呢？哭的人想通了，也就是净化之后，真的不哭。再比如大洋记事中深爱十一子的巧云，被刘号长奸污了，汪曾祺叙述道：“巧云破了身子，她没有淌眼泪，更没有想跳到潭里淹死。人生在世，总有这么一遭！只是为什么是这个人？真不该是这个人！”她只是有些后悔没有先给了十一子，而并不为被奸污而去寻死觅活，以求烈女之名来殉节。小说的世俗情态溢于言表。十一子被刘号长派人打伤后被救回，养伤时巧云问他；“他们打你，你只要说不再进我家的门，就不打你了，你就不会吃这样大的苦了。你为什么不说？”“你要我说么？”“不要。”“我知道你不要”“你值么？”“我值。”“十一子，你真好！我喜欢你！你快点好。”“你亲我一下，我就好得更快。”“好，亲你！”[10]人生的苦难在自觉不自觉间被承认了。这种被承认的生活，需要多大的胸怀，大约都来自冥冥中的世俗精神，如水一样贴着生活的底层寻找前进的方向。

    生活的不安定，是使作家遁入文字构筑的虚拟世界里，寻求生命的“滋润”的很大缘由。“喧嚣扰攘的生活使大家的心情变得很浮躁，很疲劳，活得很累，他们需要休息，‘民亦劳止，迄可小休’，需要安慰，需要一点清凉，一点宁静”或者“滋润”[6]

    做了二十年的右派后，汪曾祺精神抖擞地回到原来的单位工作，有人问他“你这些年都是怎么过来的呀？”说的无非是死的死了，伤残的也都身心俱废，怎么会有生活得如此好的右派在。汪曾祺的回答大约只有这样四个字——随遇而安（他写过一篇回忆右派生活的文章，题目就叫随遇而安）。在寂寞的生命历程中，寻求一个安生的理由，那就是作家自为的世俗精神背后，虚拟出来的小说世界。这毋宁说是在“寻求文学上的安慰”（周作人语）。

    在汪曾祺随意而谈的小说背后，实质上是在交代一种生活方式。

    在经历了不安的年代（“反右”、“文革”）后，人们内心的阴影，是难以彻底剔除干净的。就算是多少剔除了，也会在与当下现实生活的对比中，感到对平凡人生，以及平淡的与世无争的世俗生活心向往之。

    三水一样的世俗精神

    汪曾祺有一首诗云：“少年橐笔走天涯，赢得人称小说家。怪底篇篇都是水，只因家住在高沙。”[11]汪曾祺说自己的作品“篇篇都是水”我想这水，已不是物理意义上的水了，而有了精神上的意义。在这里，似乎可以打这么一个比方——将这世俗的精神内核，比作水——平淡出细流，随行现形（在杯中是一杯水，在碗里是一碗水），不事雕饰而自有风味。这水实质上，可理解为是贴着生活“土地”的河床底处而行进的。然而也正是因为这水往底处流，才汇于底处，才有了“海纳百川”的广阔。这底处是巨大的无边的海洋。这不仅是一种汪曾祺式的写作手法，也是他的生活追求，或说人生哲学以及一种胸襟吧。于是，在作家的比笔下，人们对生活、生命的态度，几乎都是的自然而达观的。甚至还怀着一种审美的心绪、感恩的心态在生活过日。在这样一种世俗精神的包容下，写作本身已隐去了激烈的述说和起伏的叙事，以及那些“对生命的灵魂的直接的、无情无义的拷问。”

    我们依然看这些例子：巧云被奸污之后，并不会十分强烈寻死觅活，而只是有些懊恼当初没早把自己给了十一子。这里所想所思已全然是另一回事的了，而这才是积极地、更勇敢地生活下去的理由。生活已经没有了完全符合你的可能，于是，人要生存就只能去认同它，并以一种和谐的态度融入到新的可能的生活中去。戴车匠“稳定而不表露的生命，”在世俗度日中忠于平淡的日常生活。他厚实而平和宁静，在一座小城中标识小我平凡的生存坐标。还有那荸荠庵里的僧人们。与其说他们不像、不配成为真正的僧人，倒不如承认他们有如济公活佛，是心中有佛——于是照样吃得下狗肉，杀得了猪。大约只要心存我佛也就够了吧。在这里，只有生活自得自在是最大的理由（法规）。这毋宁说是真世俗精神的体现了吧。

    在受戒中，那和尚唱着这样的小调山歌：“姐儿生得漂漂的，两个奶子翘翘的。有心上去摸一把，心里有点跳跳的。”人性中纯朴而世俗的美，也许就是这样本真得表达出来的。“这个庵里无所谓清规，连这两个字也没人提起。”[13]在汪曾祺的小说世界里，我们真的觉察不出“清规”的存在。正如他自己所说：“我倾向‘为文无法’即无定法。我很向往苏轼所说的：‘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14]不仅如此，在小说的题材上，也“大都是不期而遇，”所以汪曾祺有了第一个小说集子，就叫邂逅。这便是真性情的表达。

    汪曾祺小说中的世俗精神，是在无形中“诉诸直觉，忠于生活”[12]的自然流露，如水无定形而更胜有形。

    汪曾祺还写了一首颇为自嘲的打油诗我为什么写作：“我事写作，原因无他：从小到大，数学不佳。考入大学，成天‘泡茶’，读中文系，看书很杂。偶写诗文，辜蒙刊发。百无一用，乃成作家。弄笔半纪，今已华发，成就甚少，无可予夸。有何思想？实近儒家。人道其里，抒情其华。有何风格？兼容并纳。不今不古，文俗则雅。与人无争，性颇通达。如此而已，实在口无啥。”[18]就这样，别无其他，你可以觉得这是一大大的俗人。本来也是这样，圣贤也是凡俗之人。阿城说：“世俗既无悲观，亦无乐观，它其实是无观的自在。”[19]汪曾祺是得世俗之精要者，不仅自在，而且以和谐凡常的心来静观这世界的人生，甚至是在用审美的心绪“玩味”这世俗的人生。

    其实，活的文化当是世俗的文化；而活的文化精神也便是世俗的精神。鲁迅说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正是这样的道理，民间的东西也许就是这样的世俗“俗不可耐”但却直直叫人爱。这一点，汪曾祺显然是久铭于心的。

    当我们走出汪曾祺的小说为我们描述的世俗世界时，不禁发现，我们已离出这美丽的世俗世界太远太远。我们只有在梦里寻求这世俗里的家园了。[20]

    引注与参考文献：

    [1]汪曾祺，汪曾祺全集[m]，第4卷，第290——291页，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2]同[1]。

    [3]同[1]，第5卷，第314页。

    [4]阿城著，威尼斯日记[m]，北京：作家出版社，1998年版，第63页。

    [5]汪曾祺，汪曾祺全集文论集[c]第208页，江苏文艺出版社，1994年。

    [6]同[1]，第八卷，蒲桥集再版后记。

    [7]汪曾祺，汪曾祺全集小说集[m]第160页，江苏文艺出版社，1994年

    [8]同[7]，第178页。

    [9]同[5]，第118—119页。

    [10]同[7]，第250页，大禅记事。

    [11]汪曾祺，汪曾祺全集第八卷其它[m]，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6页，回乡杂咏水乡。

    [12]同[5]，第22页，关于小说言语。

    [13]同[7]。

    [14]同[5]，汪曾祺短篇小说选自序，第193页。

    [15]同[3]，关于小说的思想和语言。

    [16]同[5]，第32页。

    [17]同[3]，第247-248页有相关论述。

    [18]同[11]，我为什么写作。

    [19]阿城，闲话闲说——中国世俗与中国小说[m]，北京：作家出版社，1997年版，第136页，第89页，有相关论述。

    [20]汪曾祺。汪曾祺全集小说集受戒[m]，在小说的落款处作者说“写四十三年前的一个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