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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章 突破极限下6（第1页）

目前，中国的商用不动产的市场化程度相对较高，政府的政策这种非市场化的干扰相对较少，所以这个领域未来的发展空间比较大。

我们的生存方式非常简单，只要有市场、有竞争，我们的聪明才智、毅力、战略和价值观就能发挥作用。

所以，我们就是要找市场，凡是市场被吃掉的，或者说被政府拿走的，我们都躲开，这是我们唯一的生存之道。

提问：当年创业的时候，你们六条汉子都是绝对的人才，如果按照你们现在的经验和方式，有没有可能避免大家的离开或出走？

另外，在创业阶段，企业的核心层都是很团结的，没有任何问题。

当企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时候，核心层可能就会有新的想法或者出现裂痕，很多企业在这个阶段都会遇到瓶颈。

从优化股权结构的角度来说，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来避免核心层的分裂或出走？

冯仑：我们中国人讲求“合”

的文化，什么事都是这样，大家在一起就是好的，不在一起就是不好的。

对我来说，这也是一笔算不清的账，是不是我们几个在一起就能比今天做得好？我不知道。

从今天来看，我们每个人都发展了，总体来说还是不错的。

所以，我觉得这件事要从价值观上来求得解脱。

从价值观上来说，只要大家的价值观是一致的，就能在一起，即使不在一起，也能成为朋友。

也就是说，同道不一定永远同路，这一点非常重要。

比如我们是一个教派的，你可以在这个庙，我可以在那个庙，大家彼此守望相助。

我们几个就是这样，我们是同道，但没有走同一条路。

在做生意之前，我们几个就认识了，所以，从很早的时候开始，我们就在一起讨论价值观。

我原来在政府机关工作，后来到海南办企业。

当时我们这些人来自两个部分，一部分是王功权手下的，一部分是原来我手下的。

我去招易小迪、王启富这些人的时候，和他们谈了很多有关价值观的事情。

可以说，当时我们这些人的价值观是很一致的。

后来开始做公司的时候，我们的价值观仍然是原来那些价值观的延续，这也是我们遇到的很多困难得以平顺解决的原因。

在那个年代，很多人都是为了挣钱而在一起，而我们在面对分歧的时候，能够把钱放在第二位，把理想放在第一位。

当时我们的理想就是改革社会。

所以，同道很重要，至于能不能同路，我觉得不用太纠结。

第二个问题，怎样设计股权，才能让大家不离开？我觉得，不是说股权互相牵扯到一起，永远解不开就叫好，未必。

实际上，股权的设计跟你的利益和你当时所处的环境背景有很大关系。

我们民营企业初创的时候没钱，我们搞平均有我们的道理。

当时是我主持做这件事，我就说，我们几个人缺哪个都不行，每个人的作用都是百分之百的，这才公平。

因为我们都不是“富二代”

，说我有钱，你来给我打工，我给你5%的股份就不错了。

当时大家都没钱，都是靠借钱。

我们最初有一项集资，钱都是借来的，那时候借个几千块钱都很难，谁有钱啊？甚至有的人到海南去的差旅费都是借的。

所以，那时候的概念和今天很不一样，不能说你出的钱多，你的股份就多。

在当时的背景下，每个人都不可或缺，也就是说，人力资源是首要的。

按照山西票号的说法，人力资源是身股，不是银股，不是拿钱来买的。

从这个角度来说，平均分配是有道理的。

之后，在重组的过程中，我再慢慢把他们的股权买回来，但这时候就要花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