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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以这下一个家伙会在乎老卡洛什么心愿吗？对于下一个家伙，卡洛．甘比诺只不过是一个名字，就像艾尔．卡彭一样。”

这时是月下旬，在昆斯布尔瓦街上的联邦调查局办公室里。

满是煤烟的玻璃窗外，纽约的空气似乎明显地变稀薄了。

少了些嘲气笼罩在一些油机车淡棕色尾气上和橙黄色闪的霓虹灯上。

银杏树叶步调一致地变成了黄色，使君子树静悄悄地转向棕色，看来是不想为冬季增添点颜色。

对于负责调查甘比诺组织的侦探小队来说，此时正是巩固已有成果的时候。

对卡斯特兰诺监呼，谈话录音正转化为文字形式，而这个过程的艰难程度几乎令人难以想像。

书记员们——优秀的打字员，普通的拼字员——正以勇敢的斗争精神把那些声音粗沙，语意晦涩的谈话录音改写成为拼音式的文字。

几乎每一小时的谈话录音要用15小时的时间破译出来。

尽管如此，大部分译文初稿几乎是令人费解。

多音节的名字被体笨地拼出来。

要想分辨出这些话的先后顺序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如同家庭的桌边谈话一样，巨头保罗家里的每个人似乎都是同时开口说话的。

还有，黑手党暴徒们所用的黑话和脏话大大超出了丁作组这些教养良好的成员的知识范围。

因此库林斯和奥布赖恩不得不检查每一页莫名其妙的话，想出其中的含义，比如说，有个词有时候被写成“”

，有时候被写成“”

，而实际上它是一个被西西里人读错了音的意大利词——“”

，意思是“茄子”

，这是黑手党成员对一个黑人的称呼。

更为艰难的是，在需要确认说活人的名字时，侦探们不得不把文向和原声带反复比较，以绝对有把握清楚无误地确认这些人的身分。

在这些情况下，还必须考虑两个不同的真实性标准。

对于局里的调查目的来说，实用的真实性是完全充分的，可还有个法律上的真实性。

陪审团对这种十分不完善的监听录音是陌生的，他们会不会做出不合理的怀疑，比如说，“小丑”

莫斯卡是否真的说“我去问问‘下巴’”

？如果录音听起来有点像“我去问问吉米”

怎么办？对于大型的对有组织犯罪的法庭来说，一切全凭陪审员耳音的灵敏度而定并不是没有前例的。

因此侦探们不得不检查，然后不得不订正文稿，然后不得不重新检查，然后送交津师团检查，然后被送回来做文字润色工作。

这些真是厌烦透顶的工作，把侦探们秋天的大部分时间都用在办公桌前，让他们止不住大打呵欠，也使他们产生了强烈的欲望要谈点别的事情，其他任何事情都可以。

“我对这些被漏的起诉状有个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