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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点视（第2页）

配隶刑的适用条件主要针对杖以上情重、作死特贷和罪情尤重之人，其适用对象囊括了政治犯罪、经济犯罪、普通刑事犯罪和特殊适用对象等多种不同性质的犯罪且打击层面随着配法的日益繁密而不断扩大。

配隶刑的主要内容包括决杖、黥面和配三个方面。

决杖包括了脊杖和臀杖，黥面分为刺与不刺，配又可以分为配流、配役与配军。

配隶刑在执行时要遵循多项规定，且配隶场所五花八门，主要有配海岛、配牢城营、配本城营、配衙前、配管营监务几诸司务。

其执行首先需得到有关部门的审批，然后在对犯人执行决杖和黥面之刑，待犯人决杖二十日后，由官府派人押往各地服役。

配隶刑实施初期是不定期刑，只有遇到皇帝恩赦时才能对犯人进行拣选移放，否则配隶人将服役终身。

且非所有人都能的到皇帝的恩赦，只有那些年老多病、事亲养老、元犯情轻、特旨停放之人才能有机会遇赦拣放。

而根据犯罪人的自身条件和旨意内容不同，恩赦的方式又可分为量移、降配、拣选的放归四类。

随着配隶刑的适用范围不断扩大，配隶之刑早已失去了其原本宽贷死罪的本意，而成为官吏们枉法狂滥的用刑工具。

伴随着配隶刑的弊端日益显现，朝廷内外对其进行改革的呼声日益高涨，宋代统治者也从以下几方面对配隶刑进行了改革。

首先，从配隶刑自身入手，对配法进行删定，且别立居役之法，对配隶刑确定不同刑期；其次，尝试恢复肉刑，借以弥补配隶刑等生刑无法有效遏制犯罪的软肋；最后，还设置了圜土之刑，将犯人统一起来进行管理，使其“昼则逸作，夜则居之”

。

但是，所采取的这些措施都收效甚微，且大多数改革都不免于流产，而配隶刑的弊端依然困扰着当局。

作为有宋一代的王法，其影响并不仅限于有宋一朝，对后世法制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元代的刺配刑、出军刑，明清两代的刺字刑、充军刑，无不脱胎于宋代的配隶刑，且作为当世之常法，时常行用。

从客观上来说，配隶法的初行是有着积极意义的，既体现出统治者的恤刑之心，宽宥百姓之意，也威慑了犯罪，而且，配隶人还能为社会创造经济价值，增强了国家的国防力量。

但是在这样人治大于法治的时代，再好的政策也不免被贪官污吏钻了空子。

配隶刑的滥用导致了轻罪重罚，配隶犯的大量存在给国家财政增加了极大的负担。

配隶犯往往被官吏欺凌，为官吏私人进行义务劳动，由此，导致了大量的配隶人私逃，成为社会动乱的重要因素。

李瑾被判流徙一年，其实也就是配刑中的配役，被发配到外地为官府进行无偿劳动，也就是进行劳动改造。

如果是配军的话，那句要被在面上刺字了。

实际上如果严格按照律法，如果李瑾真的存在犯罪行为的话，就算不在面上刺字，至少也是要在耳朵后或者手臂上刺字的。

所以说，开封府尹虽然迫于太尉府高俅的压力，坐实了李瑾的罪名，但是在判决上还是听了孙定的话，进行了轻判的。

有宋一代，为什么军队战斗力及其低下，固然与统治者重文轻武的政策有关，另一方面就是军队的来源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因。

禁军虽然是招募的，但是却多是发生天灾人祸之后，朝廷到当地招募的流民，而厢军的来源，很大一部分就是刺配罪犯了，大宋武人的偶像狄青，也是为了替兄长顶罪刺配后进入军队的。

何况统军者还要吃空饷，喝兵血。

这样由流民、罪犯组成的军队，加上贪婪的领导者，由此军队的战斗力也就可以想见了。

说回李瑾，差拨说管营公子要在快活林修什么酒楼，所以从牢城营中拉了人去做工，让李瑾去当一个小头目，这就是显然的公器私用了。

一个小小的管营都敢如此名目张胆地谋私利，由此可见，此时的吏治已经败坏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程度了。

李瑾这几日在牢里已经呆够了，自然答应下来。

差拨带着李瑾走到一个院子里，里面有五六十人，与李瑾一般打扮，显然就是选出来的做工的人。

差拨从中找了十个人出来，对李瑾说道：“这十人以后就归你管了。”

又指着李瑾对那十个犯人说道：“以后你们就由他管了。”

说完就背着手走了。

李瑾应下这件差使纯粹是在牢城营待得烦了，想出去透透风，也没有太大的心思管着十个人，说道：“明日还是在这集合，外出做工，不可迟来。”

说完，也溜达着回了自己的监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