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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第2页）

就算是他，好歹有信心科举做官。

县试府试院试之前，都需要秀才以上功名者作保才能参加考试。

许多老秀才就是靠此赚外快。

就算是自己的学生，那些秀才多半也要收取钱财，只是收多收少。

这是一个潜规则，陈夫子虽说是举人，在担保的时候也收了些钱财，收的不多，意思意思，以免遭人怨恨，说坏了规矩。

不过陈夫子转手就送给余柏林一本厚厚的册子，说是自己游学心得。

这可比那一贯铜钱不知道贵重到哪儿去了。

而且有钱，还不一定买得到。

四书五经，科考之时，四书必考，五经则任选一经，读书人称作“治本经”

，和后世高考分科一样。

治本经多师徒传承，陈夫子治的《春秋》，恰巧余父治的也是《春秋》，余柏林自然治的也是《春秋》。

不过，或许不是碰巧，正因为陈夫子治《春秋》，文成焯才会推荐余柏林向陈夫子求学吧。

《春秋》微言大义，是余柏林前世最为喜爱的著作，对其研究也最透彻，各朝各代关于春秋的著作他都有熟读。

从秦之后，余柏林所处华国历史和此处完全不同，但对儒学的推崇，却是一致。

余柏林的策论经陈夫子评价，若无意外，院试理应排名前列。

是否能延续第一，造就小三元，就要看主考官的爱好了。

秀才三试，都不考经义，只考“帖经”

，即默写。

这“帖经”

有填空、有问答，有书中原句，更有必须结合上下文推断。

没有一定逻辑能力，仅靠死读书，在最简单的“帖经”

这一场，就得折戟而归。

除了“帖经”

之外，还有“杂文”

、“策论”

两科。

“杂文”

即一诗一赋，“策论”

即依据考官提出的有关经义或政事问题，考生发表见解，提出对策。

余柏林“帖经”

“杂文”

被陈夫子评价为可直接参加会试，只有“策论”

稍逊一筹。

倒不是余柏林“策论”

写的不好，而是他对这个朝代了解不深，不知道什么该写什么不该写，也不知道如何揣测考官、甚至朝廷的意思，导致束手束脚。

除了“策论”

之外，余柏林的“经义”

更加堪忧。

其原因也是他的思想太超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