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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二章 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第1页）

蔡元培

北京大学的名称，是从*元年起的；民元以前，名为京师大学堂；包有师范馆仕学馆等，而译学馆亦为其一部；我在民元前六年，曾任译学馆教员讲授国文及西洋史，是为我北大服务之第一次。

*元年，我长教育部，对于大学有特别注意的几点：一、大学设法商等科的，必设文科；设医农工等科的，必设理科。

二、大学应设大学院（即今研究院）为教授、留校的毕业生与高级学生研究的机关。

三、暂定国立大学五所，于北京大学外，再筹办大学各一所于南京、汉口、四川、广州等处（尔时想不到后来各省均有办大学的能力）。

四、因各省的高等学堂，本仿日本制，为大学预备科，但程度不齐，于入大学时发生困难，乃废止高等学堂，于大学中设预科。

（此点后来为胡适之先生等所非难，因各省既不设高等学堂，就没有一个荟萃较高学者的机关，文化不免落后；但自各省竞设大学后，就不必顾虑了。

）青年蔡元培是年，政府任严幼陵君为北京大学校长；两年后，严君辞职。

改任马相伯君，不久，马君又辞。

改任何锡候君，不久又辞。

乃以工科学长胡次珊君代理。

*五年冬，我在法国，接教育部电，促回国，任北大校长。

我回来，初到上海，友人中劝不必就职的颇多，说北大太**，进去了，若不能整顿，反于自己的声名有碍，这当然是出于爱我的意思。

但也有少数的说，既然知道他**，更应进去整顿，就是失败，也算尽了心；这也是爱人以德的说法。

我到底服从后说，进北京。

我到京后，先访医专校长汤尔和君，问北大情形。

他说：“文科预科的情形，可问沈尹默君；理工科的情形，可问夏浮筠君。”

汤君又说：“文科学长如未定，可请陈仲甫君；陈君现改名独秀，主编《新青年》杂志，确可为青年的指导者。”

因取《新青年》十余本示我。

我对于陈君，本来有一种不忘的印象，就是我与刘申叔君同在《警钟日报》服务时，刘君语我：“有一种在芜湖发行之白话报，发起的若干人，都因困苦及危险而散去了，陈仲甫一个人又支持了好几个月。”

现在听汤君的话，又翻阅了《新青年》，决意聘他。

从汤君处探知陈君寓在前门外一旅馆，我即往访，与之订定；于是陈君来北大任文科学长，而夏君原任理科学长，沈君亦原任教授，一仍旧贯；乃相与商定整顿北大的办法，次第执行。

我们第一要改革的，是学生的观念。

我在译学馆的时候，就知道北京学生的习惯。

他们平日对于学问上并没有什么兴会，只要年限满后，可以得到一张毕业文凭。

教员是自己不用功的，把第一次的讲义，照样印出来，按期分散给学生，在讲坛上读一遍，学生觉得没有趣味，或瞌睡，或看看杂书。

下课时，把讲义带回去，堆在书架上。

等到学期，学年或毕业的考试，教员认真的，学生就拼命的连夜阅读讲义，只要把考试对付过去，就永远不再去翻一翻了。

要是教员通融一点，学生就先期要求教员告知他要出的题目，至少要求表示一个出题目的范围；教员为避免学生的怀恨与顾全自身的体面起见，往往把题目或范围告知他们了，于是他们不用功的习惯，得了一种保障了。

尤其北京大学的学生，是从京师大学堂“老爷”

式学生嬗继下来，（初办时所收学生，都是京官，所以学生都被称为老爷，而监督及教员都被称为中堂或大人。

）他们的目的，不但在毕业，而尤注重在毕业以后的出路。

所以专门研究学术的教员，他们不见得欢迎；要是点名时认真一点，考试时严格一点，他们就借个话头反对他，虽罢课也在所不惜。

若是一位在政府有地位的人，来兼课，虽时时请假，他们还是欢迎得很；因为毕业后可以有阔老师做靠山。

这种科举时代遗留下来劣根性，是于求学上很有妨碍的。

所以我到校后第一次演说，就说明“大学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

然而要打破这些习惯，只有从聘请积学而热心的教员着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