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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二章 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第3页）

所以把北大的三科界限撤去而列为十四系，废学长，设系主任。

我素来不赞成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孔氏的主张。

清代教育宗旨有“尊孔”

一款，已于民元在教育部宣布教育方针时说他不合用了。

到北大后，凡是主张文学革命的人，没有不同时主张思想自由的；因而为外间守旧者所反对。

适有赵体孟君以编印明遗老刘应秋先生遗集，贻我一函，属约梁任公、章太炎、林琴南诸君品题；我为分别发函后，林君复函，列举彼对于北大怀疑诸点，我复一函，与他辩；这两函颇可窥见那时候两种不同的见解，所以抄在下面：（略）

这两函虽仅为文化一方面之攻击与辩护。

然北大已成为众矢之的，是无可疑了。

越四十余日，而有五四运动。

我对于学生运动，素有一种成见：以为学生在学校里面，应以求学为最大目的，不应有何等政治的组织。

其有年在二十岁以上，对于政治有特殊兴趣者，可以个人资格，参加政治团体，不必牵涉学校。

所以*七年夏间，北京各校学生，曾为外交问题，结队*，向总统府请愿；当北大学生出发时，我曾力阻他们，他们一定要参与；我因此引咎辞职。

经慰留而罢。

到八年五月四日，学生又有不签字于巴黎和约与罢免*派曹、陆、章的主张，仍以结队*为表示，我也就不去阻止他们了。

他们因愤激的缘故，遂有焚曹汝霖住宅及攒殴章宗祥的事，学生被警厅逮捕者数十人。

各校皆有，而北大学生居多数；我与各专门学校的校长向警厅力保，始释放。

但被拘的虽已保释，而学生尚抱再接再厉的决心，政府亦且持不做不休的态度，都中喧传政府将明令免我职而以马其昶君任北大校长，我恐若因此增加学生对于政府的纠纷，我个人且将有运动学生保持地位的嫌疑，不可以不速去。

乃一面呈政府，引咎辞职，一面秘密出京，时为五月九日。

那时候学生仍每日分队出去演讲，政府逐队逮捕，因人数太多，就把学生都监禁在北大第三院。

北京学生受了这样大的压迫，于是引起全国学生的罢课，而且引起各大都会工商界的同情与公愤，将以罢工罢市为同样之要求。

政府知势不可侮，乃释放被逮诸生，决定不签和约，罢免曹、陆、章，于是五四运动之目的完全达到了。

五四运动之目的既达，北京各校的秩序均恢复，独北大因校长辞职问题，又起了多少纠纷。

政府曾一度任命胡次珊君继任，而为学生所反对，不能到校；各方面都要我复职。

我离校时本预定决不回去；不但为校务的困难，实因校务以外，常常有许多不相干的*，度一种劳而无功的生活，所以启事上有“杀君马者道旁儿；民亦劳止，汔可小休；我欲小休矣”

等语。

但是隔了几个月，校中的纠纷，仍在非我回校，不能解决的状态中，我不得已，乃允回校。

回校以前，先发表一文，告北京大学学生及全国学生联合会，告以学生救国，重在专研学术，不可常为救国运动而牺牲。

（全文见《蔡孑民先生言行录》下册叶。

）到校后，在全体学生欢迎会演说，说明德国大学学长校长均每年一换，由教授会公举；校长且由神学医学法学哲学四科之教授轮值；从未生过纠纷；完全是教授治校的成绩。

北大此后亦当组成健全的教授会，使学校决不因校长一人的去留而起恐慌。

（全文见《言行录》叶。

）

那时候蒋梦麟君已允来北大共事，请他通盘计划，设立教务总务两处；及聘任财务等委员会，均以教授为委员。

请蒋君任总务长，而顾孟余君任教务长。

北大关于文学哲学等学系，本来有若干基本教员，自从胡适之君到校后，声应气求，又引进了多数的同志，所以兴会较高一点。

预定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文学，国学四种研究所，止有国学研究所先办起来了。

在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方面，比较的困难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