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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蟠虎踞东南形胜东南上（第2页）

西汉时，吴王刘濞便以“铸山煮海，国用富饶”

，凭雄厚的经济实力招致天下亡命之徒；司马迁描述当时经济形势，称“吴，东有海盐之饶，章山之铜，三江五湖之利，亦江东一都会也。”

[注：《史记》卷一百二十九货殖列传]江南的开发本来相对晚于北方，但北方的历次动荡都会导致大量的流民南迁，流民将先进的生产技术带往南方，促进了江南的开发和江南经济的发展。

东汉后期的动荡造成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流民南迁高峰，“永嘉之乱”

后，中原大族和百姓再次大量南迁。

北方流民陆续南迁，促进了东南地区经济的发展。

到南朝刘宋时，在《禹贡》中被称为“厥田下下”

的扬州已呈现出相当繁华的景象。

南朝沈约曾叙述江南地区经济的繁荣，感叹：“江南之为国盛矣！”

他称赞会稽一带“带海傍湖，良畴亦数十万顷，膏腴土地，亩值一金，（关中的）雩、杜之间，不能比也。”

称赞扬州“有全吴之沃，鱼盐杞梓之利，充仞八方，丝绵布帛之饶，覆衣天下。”

[注：《宋书》卷五十四列传第十四“史臣曰”

]刘宋大明年间，扬州人口密度是其它大州的数倍，仅会稽一郡的人口即能与当时的荆、江等大州相埒。

隋唐时期，东南财赋为关中所倚重，扬州之富庶，常甲天下，当时号为“扬一益二”

。

隋开大运河、唐治漕运，都有转输东南财赋以供给关中的意图。

元、明、清三代建都běijīng，经济上亦仰仗东南，重新开凿的大运河，转输东南财赋以供给京师。

东南江河水道众多，交通运输方便，匮乏之物，也易于得到补充，再加上海运，其交通贸易的范围就更广泛了。

这些条件为东南的政治、军事地位提供了经济基础。

古代东南地区民风劲勇好武，这也是立足东南的政权可以凭恃的条件。

《汉书》地理志载东南风俗云“吴、越之君皆好勇，故其民至今好用剑，轻死易发。”

[注：《汉书》卷二十八地理志下]chūn秋时的吴越能与齐晋等中原大国争霸、项羽率八千江东子弟而令秦人丧胆，都得益于东南地区劲勇好武的民风。

《隋书》地理志述东南民风，谓淮南一带“人xìng并躁劲，风气果决，包藏祸害，视死如归，战而贵诈，此则其旧风也。

自平陈之后，其俗颇变，尚淳质，好俭约，丧纪婚姻，率渐于礼。”

京口一带“其人本并习战，号为天下jīng兵。

俗以五月五rì为斗力之戏，各料强弱相敌，事类讲武。”

浙东及江西一带亦颇与之同。

[注：《隋书》卷三十一地理志下]特别是淮南一带，为历代流民流徙往来之地，流民多结族而行，习于战乱，颠沛流离中，组成武装以自保，这是一支可以利用的潜在的武装力量。

东晋时谢玄、刘裕曾率以屡破北方强敌的北府兵即是这种力量的显示。

建立于东南的政权，大多能统一江南半壁江山，而与北方形成南北对峙的局面，这跟东南政权的社会基础也有很大关系。

东南政权多为乔迁政权，是中国传统政治中的正朔所在和中原先进文化的保全者。

中原政权乔迁东南之后，中原先进的社会政治文化遂构成其统治的重要基础。

在北方少数民族占领北方地区之后，东南政权大多能整合南方社会，统一江南半壁江山，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不过，这里面还存在一个乔迁势力与当地势力结合的问题。

孙吴立国江东，乃是淮泗集团与江东大族合流的产物；晋室南迁，也是中原王、谢、庾、桓等大族与当地顾、贺等望族相结合，才在江东立稳足跟。

自晋室南迁，中原士族和百姓纷纷避难江东，将中原先进的文化和生产技术带入江东，东晋南朝保据江南，抗衡北方数百年，乔迁士族是一个重要的稳定xìng因素。

随着女真和蒙古先后入主中原，赵宋王朝再度南迁，东南再次成为中原社会政治文化的荟萃之地。

流风所披，影响深远。

明清及近代，东南人物之盛，令人瞩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