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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5章 判决（第1页）

这年头的审案模式与后世存在很大区别，并非原告被告两方寻上几个律师，根据警方提供的证据，以法律为依据进行一番辩论。

而是根据官府寻到的证据，由被告一方提出异议，设法撇清自己。

因律法的精细无法与后世相比，故而县令的审判自由度很大，哪些证据可以采用，哪些不予理会，官府说了算。

从这件案子上看，其实大多证据都做不得数，只能作为参考，不算是铁证。

人证，物证都是可以炮制的，的确也都是秦风“做”

出来的，能做出来的东西，即便再缜密也必然有破绽可寻。

若换了平时，钱正鹏只需喊上一句“这是栽赃”

，郑有为确也奈何他不得，总不能在这么多双眼睛的注视下，大喝一声“大刑伺候”

，以坐实了屈打成招吧。

这个漏洞，秦风早有所料，这才不惜以自残的方式，作为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此案的关键证人不是那些寻常百姓，而是刘捕头，以及随行的四个捕快，他们是公差，有官府背景，从某种意义上说，即是代表了官府，地方官府又代表了朝廷，而朝廷就是律法，有了这层关系，他们的证词是绝对可信的。

以他们五人为核心基础，辅以其他较为含糊的人证，物证，直接便构成了让钱家无话可说的如山铁证。

栽赃？不可能的！

莫非是官府，是朝廷要栽赃你钱家不成？这个理由已经说不通了。

钱正鹏虽惊慌至极，却也没傻到当堂胡说的地步，可他偏又没有任何理据为自己开脱，只得一个劲地磕头如捣蒜，不断重复着：“草民冤枉，冤枉啊，请大人明鉴。”

事到如今，若是郑有为有心帮衬，案子依然还有回旋的余地。

可惜，他已经不想继续掺和了。

原因有三。

其一，钱家借由钱正鹏的舅舅送给他的小妾水语，丢了，即便郑有为心中千般不舍，也不得不无奈地接受这个事实，利益不存在了，那他还有什么理由为钱家张罗？这个世上，并非人人都能秉持“买卖不成仁义在”

的做法，更多的是“非恩即仇”

的极端思想。

恰巧，郑有为就是这么一个极度以自我为中心，唯利是图的小人。

其二，他治下的吴县案子不断，且都迟迟难以破案，已对他的名望造成了极大影响，眼前也的确需要破获一个大案来重塑他的形象。

瞌睡来了就送枕头，钱正鹏如此贴心，他也不好意思辜负了人家这份心意。

其三，这案子是命案不假，可作案动机却并非想要杀人害命，而是因掳劫女人而起，这就相当重要了。

前面那些人口失踪案与钱家怕是没什么关系的，这点郑有为心知肚明，可他只要在上报朝廷时，言词含糊一些，京里那些官老爷是怎么想的，那就不好说了。

在这种暗示之下，一旦钱正鹏被正法，而他自此不再上报人口失踪的案子，不就变相地证明，先前的案子都是钱家犯下的，郑有为将他绳之以法，非但无过，反而有功？

在这种心态的影响下，郑有为压根不想多做纠结，很果断地结案了。

“人犯钱正鹏，心思不正，为逞一己兽欲而掳劫单家媳，后又杀害意图救人的郭浩，至秦风重伤险些丧命，证据确凿，其所作所为罪大恶极，不容宽恕，本县依大华律，叛人犯秋决之刑！

退堂！”

案子就这么结了，倒不是郑有为不想快刀斩乱麻，立即将钱正鹏明正典刑，只是县令的权限不够，凡事涉及死刑的案子，他得上报大理寺复核，这点与后世的最高法死刑复核倒是如出一辙。

“爹，救我，我不想死啊！”

没有所谓的一审，二审，终审，除非案件有明显的漏洞，假公济私的成分过大，否则县令一旦判决，大理寺是必然通过的，上报只是走一个形式，以显示律法的公正及谨慎。

对于钱正鹏来说，他现在面对的判决，与后世那些死刑犯临刑前面对最高法的死刑复核是完全一样的，已没有了任何侥幸心理。

而经过了无数死刑犯的证明，这时刻的犯人，是人生中最脆弱的时候，甭管多穷凶极恶的歹徒，这时十个里头至少七八个人得当场大小便失禁。

钱正鹏虽还没有这么不堪，不过他依然吼得嘶声力竭，目光之中满是恐惧与对生的渴望，他今年才二十岁，正是一个男人生命中的黄金岁月，世上还有太多东西他没有看过，体验过，如何甘心就此死去？在被两个衙役拖下堂时，钱正鹏奋力地挣扎着，用求助的目光直视着自己的父亲，他无暇去考虑父亲究竟有没有拯救自己的能力，那只是一种本能，一种心智尚未完全成熟的孩子，对自己最亲近之人的依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