姐妹

    十六岁时，我离开家去南方读书。坐了二十多个小时的火车，头有些昏沉，却也夹杂几许新鲜与兴奋。同是来自济南的红梅比我早到一天，她的舅舅居住在这所城市，她要去拜访他们一家。

    最初几天的新鲜与兴奋过后，从未离开过父母的我开始漫无边际地想家。红梅说着济南话安慰我。那时，我和其他来自全国各地的同学都讲普通话，唯独与红梅，我们可以使用亲切的别无二致的乡音。这多多少少缓释了我浓烈的思家之情。

    红梅长我一岁，在家排行老大。独立性很强的她把照顾我当成了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我拆洗了被罩，她帮我一针一线地缝好；夏天到了，她会帮我一起挂起蚊帐；我的放在行李架上的皮箱，由于位置高份量重，也是红梅帮忙挪下来的——她象姐姐一样细心、周到、热情。我无论遇到什么困难，首先想到的也是红梅。

    第一个学年即将结束的时候，久未收到家书的我忽然接到了父亲写来的信。信里说，奶奶去世已经一个多月了，为了不影响我的功课没有及时告诉。我先是惊讶，不相信，然后便陷入了巨大的悲痛之中。我趴在宿舍的床上，任泪水横流。中午，红梅给我打来了饭，坐在床边说一些劝解的话。我说，红梅，我们出去走走吧。我和红梅走出校园，我的泪眼迷蒙，看街上的一切都似是而非、模模糊糊的。我向红梅说着奶奶对我的疼爱，说着奶奶一生的艰辛，红梅边听边陪着我落泪。我们走了很远很远的路，红梅很少说话，只是默默分担着我的悲痛。

    放寒、暑假的时候，我和红梅都是一块儿坐车回家，再约好同一天返回。回家时车比较顺，一路直达。返校时就不行了，中途还要在郑州中转一次，坐的往往是过路车。那时的火车是极不好上的，人们都跟疯了似的往上冲。我和红梅一人背一个大包，红梅手里还提着一大桶送给她舅舅的小磨香油。红梅在前，我紧跟其后，挤在人群里摇晃着、极其艰难地登上车。有一回红梅的表被挤丢了，我的背包带子断了，焦急之中又多了一层狼狈。在车上，我们往往要站五六个小时，方才等到座位。火车到站，人多得致使我们无法从车门下，都是红梅先从打开的车窗跳下，接过我们的行李，然后我再跳下去。每次都跟历险一般。

    红梅是班里的学习委员，成绩好得没法说。毕业分配时，济南市只要一人，理所当然地红梅回到了家乡，我被分到了外地。我的心情很平静，对于红梅我只有祝福。三年后，我调回了济南。如今，我和红梅都已是为人母的人了。由于工作忙很少见面，但电话却是经常打的。有时忙起来我忘了给她打，红梅就会把电话挂过来，问一句：“近来还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