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一直是——他总是直接对人们说话,他从不恐惧人们,也不讨好他们。他只是象普通人一样说话。
建国两百周年的时候,他做直播,面前摆好了著名作家们为盛大的开幕式写好的词,可是随着红灯亮起,这一天的气氛淹没了他,他没有念“早晨好,这里是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他脱口而出的是“起来吧,起来吧,今天是你的生日”——他的制片人快晕过去了,可是那些还在自己的卧室里睡眼猩松的人听了会开怀一笑,然后去叼自己的牙刷。
他对宇航的狂热和知识足可以让他在电视上连续三个小时单独做技术分析,为了阿波罗登月发射的一瞬间,他说他准备的东西和宇航局一样地多。
但那一刻,他只说了两个单词“去吧,孩子”
人们信任一个人,是因为他在心中引起的共鸣。
肯尼迪遇刺时,他是第一次报道此事的主播。
“中部标准时间----半小时前(停顿)肯尼迪总统于凌晨一时死亡(停顿)”他卡住了,做了两次深呼吸,平息下来,这是他唯一一次在电视上难以自制地哽咽。
他连播六个小时后,回到办公室想给妻子打电话,但是有人打电话进来了,是个自称住在花园大道的女人。
“是哥广吗?我要投诉,你们在这时候让那个克朗凯特播音,我们都知道他恨肯尼迪,他流的都是假惺惺的鳄鱼泪”
他说“你现在正在跟克朗凯特通话,你是个白痴,夫人”
(五)
他一直恪守他的信条“不偏不倚的立场”以至他的同事抱怨他“过于谨小慎微了”他的老板希望他在晚间新闻的最后五分钟加上自己的评论。
他拒绝了“我做的不是社论,我做的是头版,最重要的是为电视观众提供真实客观的报道,如果我一会儿想不带偏见地报道,一会再就同一题目发表一篇鲜明的社论,观众会把整个广播业看作持偏见的行业”
他每天的结尾语都是“事实就是如此”这也是他去世前最后一篇博客的名字。
当然,这样的报道方式往往谁都不讨好。
在越战初期,保守派和政府的支持者们认为他站在狂热的不爱国的自由派一边,而学生和反战者给他贴上当权派的喉舌的标签。
他的老总安排他与国防部长午饭,以缓和气氛。部长拿爱国主义来要求他。
他说“爱国主义难道仅仅是毫无保留地赞同政府的每个举动?或者我们是不是能把爱国主义定义有为勇气宣扬并坚持一个人认为最符合国家利益的原则,而不论这些原则是否符合政府的意图?”
跟约翰逊总统一起晚饭时,他的幻灭感更深了。
约翰逊的双手在半空作出有力的动作,说“我要把我的军舰派到这儿,把我的飞机派到那儿,还要把我的部队派进去”
他浑身冰凉地想“他的军舰,他的飞机,他的部队”
不久后,春节攻势使局势变得更不明朗,他决定“拿民意测验中民众对我们高度信任来冒一冒险”他去了越南。
他穿上战服的样子完全没有电影里的战地记者叼着雪笳的倜镗样儿,就象个老实的中国西部农民大叔。他与士兵一起进入顺化,道路被伏兵封锁,最后他和12个装着陆战队员的遗体的袋子一道乘直升机离开。美国军方的二号人物对他承认春节攻势造成严重的人员伤亡和物力损失,而这时军方发言人仍在对外宣称只用增加几万军队就可以结束战事,
他想“把这话说给那些躺在袋子里的士兵说吧”
回到美国后,他唯一一次在节目中发表明确的意见“说我们陷入僵局似乎是唯一现实的,又是让人沮丧的结论。本记者越来越清楚地看到唯一合理的出路在于谈判”
约翰逊总统的机要秘书回忆当晚“总统关掉电视机说‘如果我失去克朗凯特,我就失去了大半个美国”
大卫哈尔伯斯坦的书影响力之所在中写道“由电视主持人来宣布战争的结束在历史上尚属首次”
(六)
他在生活中最爱的是赛车和航海,他是专业的赛手。
新闻业让人的血液里充满对不可知的冒险与狂热,或者也许,是这个行业自动选择了这样的人-----他对“这广袤深色宇宙中的一点鲜艳”的蓝色星球感到永恒不灭的好奇和敬意。
他穿过高山,越过峡谷,航过大海,行走各处。
“最让人感到满足的,是在太阳落山之前在一处无人的小海湾抛锚,斟上一杯酒,舒舒服服地坐下,看鹅,鸭子和潜鸟滑向你,然后黑暗慢慢降临,万籁俱寂”他说。
今年7月17日,他去世,92岁。他曾一次次奋斗争取,现在,他享受这神圣的宁静。
记者生涯---目击世界60年,沃尔特克郎凯特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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