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美国青年遇到中国愤青

    “愤青想要来自世界其他国家的尊重，但情绪化的呼吁和展示肌肉并不能赢得尊重，哪怕这种要求是合情合理的”——瞭望东方周刊

    当美国青年遇上中国“愤青”会擦出什么火花？

    这个夏天，12名美国青年来到中国，在他们的海外进修课程中，任务之一就是研究中国“愤青”

    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每年夏季学期都会有一门研究生课程---“中国当代传播”这门课一般分两个阶段进行：先是在美国国内强化熟悉相关背景资料，阅读大量的指定材料和参考书；然后移师中国南京，在南京大学—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中美研究中心完成另外三个星期的课程。

    2009年夏天，这门课程在南京的主讲人是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讲座教授吴旭。讲座的题目涉及中国新闻传播的各个方面，比如传统媒体架构、报业竞争态势、中国公共关系发展、网络民意与新趋势、中国电影业、中国形象塑造等等。

    所有学生都是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在读的研究生，大部分专攻传播学、政府管理学和经济管理学。今年的班上共有12名学生，5男7女，平均年龄约28岁，一半的学生有媒体从业经验。在他们当中，有3名学生来自美国以外的国家，分别是日本、爱尔兰和巴基斯坦；只有两人以前来过中国，且停留时间不长。总体而言，他们对于中国的很多情况，特别是近年来的经济发展、社会转型和巨变，只是听说，并没有切实和客观的了解。

    为通过这门课，学生们必须完成指定的阅读资料，提交两次阅读笔记，一篇书评，一份研究项目计划书和一篇20页左右的学期论文。两次阅读笔记的题目由吴旭教授指定，其中一个就是关于中国“愤青”和所谓网络民族主义的阅读分析报告。

    中国的“愤青”现象，虽在国内偶尔还会“冒泡”但似乎已经“审美疲劳”而在美国新闻界、政界和学界，却是一个被高度关注的话题。

    吴旭要求学生们在完成阅读笔记前，必须认真研读四份指定的论文和报告：美国纽约客杂志去年发表的一篇重头调查报告愤青：中国新一代的新保守主义民族主义者，美国教授格雷斯的学术报告中国的对日新思维，普林斯顿大学教授林克在2008年5月美国国会听证会上的报告解剖中国当今的民族主义，以及美国南加州大学教授骆思典的学术文章中国的媒体与青年：关于民族主义和国际主义的态度分析。

    他布置的作业是，在此基础上，学生还需搜寻相关的资料，写出一篇具有一定总结综述性的800字左右的阅读笔记，要求“言之有据、言之成理”并且提供个人的评价看法。

    “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对美国人毫无触动

    吴旭发现，无论是在课堂上的深度讨论中，还是在课后的阅读报告里，美国研究生们对于中国同龄人的“愤怒”都“有着浓厚的兴趣”并给出了一番“别有意味的”解读。

    比如，要理解中国年轻人的愤怒，就需要有一定的世界和中国近现代史知识。但可能是因为美国建国历史太短的缘故，美国人更相信历史是被创造的，而不是被死记硬背的。吴旭发现，中国人常讲的“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对于美国人一点触动都没有---“毕竟美国本身就是由一群想要忘记历史的叛逆者建立的”

    “真是这样子吗？”“可那都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为什么还要揪住不放地愤怒呢？”一些美国学生常常这样反问他。

    美国学生的另一个评述角度，是关于中国的文化和民族心态。

    在他们看来，当中国人作为个体出现的时候，最能够忍辱负重；但是，作为一个群体出现的时候，反而显得心理承受力不够，敏感易怒。

    他们看到，这里面，中国根深蒂固的“面子文化”是很重要的原因。另外“中国刚刚崛起不久，还没有习惯被别人骂。像我们美国已经被世界骂了快一个世纪了，也就无所谓了。”“被别人骂是强大的标志，没必要愤怒的。”他们也这样劝解中国的“愤青”同龄人。

    当然，也有认为中国的“愤青”是被政府“教育”的大规模量化产品。吴旭说，这种推理方式，放在5年前，确实让人难以辩驳“中国整齐划一的教育体系，很难不让习惯了别出心裁、天马行空的美国人心中起疑”可是，奥运会火炬传递时中国年轻人全球护送火炬、四川地震后同心协力的团结劲头，确实也震撼了美国同龄人。这些“80后”、“90后”的所谓“鸟巢一代”很多都在国外学习或工作，有着接受所有新闻信息并做出独立判断的自由，对他们表现出的那种坚决、直接的激情和“愤怒”美国青年也表达了正面的看法。

    愤怒=不安全感+自信

    在这样的碰撞和交锋之后，年轻的、大多数是第一次来中国的美国研究生们，开始走进了中国“愤青”的内心世界。

    美国女孩阿德安霍尔（adriennehoar）用了一个有趣的比喻来形容“愤青”心态：

    “有一个人，他并不十分关注你，而恰恰因此，你却希望成为他的朋友。尽管对方缺乏兴趣，你还是紧追着他并渴望着他的尊重。你的追逐使你对那个人产生了一个难以抑制的愿望---要他回报你对他的兴趣。但这也同时导致你不再喜欢那个人，因为他没有能满足你的愿望。许多中国青年正是怀着这样一种情绪来看待美国的。”

    她进一步分析说，处在东西方文化冲突融合之中的中国年轻人，有一种非常矛盾的心情：“一方面，他们想要过上美国电影里的那种生活，想拥有昂贵的汽车和衣服。但对西方文化的过分追求，带来了对东方传统的破坏。许多中国年轻人又因此讨厌这种对自己文化和身份的背离，渴望做回他们所认为的传统的中国人。”

    有哲学和政治学功底的爱尔兰学生鲁莱麦凯纳（ruaraimckenna）则从时代变迁的大背景来理解“愤怒”的来源：

    “很明显，愤怒的这一代中国年轻人，对西方了解的深入程度远胜过西方年轻人之于中国，这种愤怒现象也是多面的---是看似矛盾的不安全感和自信结合的产物？与早期的‘后毛一代’不同，现在的中国年轻人之所以愤怒，是因为他们既可以第一时间了解西方的看法，又在中国前所未有的社会发展进程中及国家的鼓励下，获得了前人没有的自尊。”

    他还敏锐地注意到“愤青”现象也折射出西方对中国的“认知赤字”：

    “尽管中国在上世纪90年代之后已经在许多关键领域取得了进步，西方对于中国的描述却仍然停留在30多年前。这种不正确的描述，直接导致了这批未来中国和世界领导者们的愤怒、仇恨和怀疑。”

    中国愤青要“准备好被世界的口水淹没”

    与此同时，不少人也指出，这种“愤怒”情绪是幼稚甚至危险的。

    来自“愤怒”主要对象国之一日本的学生小林洋子这样写道：

    “日本的一些个人极端观点的快速传播，使得中国对日本反应过度，这是幼稚的。换句话说，极端的观点在日本是少数，它并不能代表绝大多数日本人。概括而言，现在的情形是在网络上形成了双方极端力量和观点的对垒，而且网络技术的发展，让这些人更有可能团结在一起对付另一方。”

    美国女学生米切尔范德霍夫（michellevanderhoff）这样写道：“‘愤青’想要来自世界其他国家的尊重，但情绪化的呼吁和展示肌肉并不能赢得尊重，哪怕这种要求是合情合理的。”

    美国女孩辛西娅皮埃特（cynthiapiette）直言不讳：“我不认为美国人会因为中国的gdp数字高就尊重中国？中国‘愤青’们要准备好了，在他们崛起为世界领袖的过程中，可能会被世界的口水淹没。”

    此外，相当一部分答卷，表达了对“民族主义”情绪扩大和蔓延的担忧。其中，鲁莱麦凯纳这样说：

    “总而言之，‘愤青’是这个国家的未来，因而他们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21世纪的世界是否稳定。然而，这代‘愤青’比过去一个世纪里的任何一代中国人，都接触和掌握更多的信息，这是我们谨慎乐观的一个原因。乐观是因为他们对国内和国际事务的批评，很大程度上是自己理性思考的结果，且反映了他们的自尊；谨慎是因为这些批评是这样两种东西的混合物：对西方的敌意和历史上最具毁灭性的力量---民族主义。”

    采访手记：

    对于愤青，美国人有必要担忧吗？

    本刊记者在采访和阅读问卷的过程中注意到，美国“知识青年”对于中国“愤青”的疑虑，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

    一是“愤怒”会不会演变成为纯粹的“民族主义”后者在西方被认为有走向“纳粹”和“军国主义”的风险，威胁世界和平与稳定；

    二是中国的愤青现象是否源于国家“有意的”爱国主义教育。

    对于第一点，复旦大学欧洲研究中心博士简军波明确对本刊记者表示：“以民族主义作为标签来概括所谓‘愤青’的特征，也不是完全正确的。”

    “就整体而不是以个体来看，中国部分青年的民族主义情绪并非侵略性的、扩张性的和进攻性的，往往是自卫性的、反击性的和防御性的，只是在自己国家受到别国的伤害之后才产生的一种本能的情绪。这种情绪与其说是民族主义，还不如说是爱国主义”

    他进一步分析说，如果这种自我证明式的解释无法说服国外友人，那么应该让他们注意到另外一个事实：现在最乐于接受外国人来本国投资、学习和旅游的国家之一是中国“即便是日本人，在中国也会受到欢迎而不是攻击”

    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副教授张家栋也认为“民族主义”的最基本定义，用一句通俗的话来说，就是“凡是本民族的，就是好的”一个民族主义情绪强烈的国家，会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存在极端的排外主义，例如当年韩国人为了支持民族汽车业而宁愿买质量不怎么太好的国产汽车，也不愿意买外国车。这种现象在中国几乎是不存在的。

    “中国人走向世界的同时也接受世界来到中国，这些都是中国‘天下主义’世界观的现代版。”张家栋说。

    对于第二个怀疑点，简军波表示“任何一个国家都具有自己独特的历史论述和爱国主义国民教育”如果在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存在国家操控爱国主义的话，这是毫无疑问的---因为每一个国家都会这么做。任何一个国家需要民族自豪感和表达对国家的忠诚“这不仅是权利，也是宪法义务”

    “中国与周边国家存在领土纠纷，但中国一直呼吁以和平方式而不是武力解决。中国对争议地区具有领土要求不是民族主义，你不能无知地将世界上所有陷入领土纠纷的国家都称之为民族主义国家。”简军波说。

    他认为，说中国“自大”也是不合适的---“今天，中国在快速发展，这种发展带给每一个公民的自豪感是不需要掩饰的。”

    张家栋则认为，从更大的背景来看，在整个东亚地区，各国的民族主义情绪都在上升。“相比之下，韩国和日本的民族主义情绪比中国更为强烈。”

    不会愤怒的青年人，是没有远大追求的一代人。但是，只会愤怒而不懂得如何超越的青年人，又将会把激情变成一股摧毁一切的力量

    2009年4月29日，美国著名智库布鲁金斯学会在其华盛顿的总部，举办了一场关于中国“愤青”的专家研讨会，主题是---“了解中国的‘愤青’：它对未来意味着什么？”

    参加座谈的五位嘉宾，或是一直对这个问题关注追踪的美国大学教授，像美国南加利福尼亚大学非常有名气的“中国通”斯坦利罗森（骆思典），或者是曾对中国的“愤青”现象进行过深度报道的美国新闻人，像美国纽约客杂志驻京首席记者艾文奥斯诺斯---他发表在2008年7月号上的长篇深度报道愤青：中国新一代的“新保守主义”民族主义者，在美国国内引起了很大反响，被有关专家、学者甚至包括中国的网民公认为是一份“较客观、有深度”的纪实评述性调查报告。

    座谈会的主持人李侃如博士是老资格的中国问题专家、芝加哥大学终身教授，克林顿政府时期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特邀助理，而给整个座谈作开场白的，是在世界华人圈内享有盛誉的谷歌大中华区总裁李开复博士。

    能容纳200人左右的会场，坐得满满的，很多是来自各类媒体的记者。有关这次会议的新闻报道和深度采访，散见于美国、英国、西班牙、法国、澳大利亚等国的主要媒体之上。

    之所以重提这次会议，是想说明，国外媒体和舆论对于中国“愤青”现象的关注，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这份热度，随着2008年中国如同“过山车”一般的大起大伏、大悲大喜，而持续发酵升温。

    2009年春，中国国内一本畅销书中国不高兴，一下子又把“愤青”现象推到了国际流行议题的前台。俗话讲，一人向隅，满座不欢；何况是中国这么一个想“韬光养晦”都不得机会的政经庞然大物，其“不高兴”的后果，可能会“很严重”

    关注归关注，讨论归讨论，但中国的“愤青”现象，正如当下中国面临的很多新问题、新矛盾、新挑战一样，都是很难被归纳、被简化、被定位的。中国过去30年的发展历程，其实就是一个不断推翻定式的过程。从西方的思维模式和观察视角来看，中国被误解、被误读、以致被误判，几乎是必然的。虽然说真正的了解，往往是从误解开始的，但就中国的“愤青”现象而言，关键的不是西方如何误解了中国的“愤青”而恰恰是因为有了西方的误解，才有了中国的“愤青”

    西方媒体总是不谈愤青为什么愤怒

    西方媒体在报道中国的“愤青”现象时，有一个屡教不改的通病：“写”其然，而不“写”其所以然。

    在尽情恣肆地描摹“愤青”们的激愤言辞、愤激举动时，国外“老记”们经常心照不宣地“漏掉”了一个重要的线索：他们到底为什么愤怒？也就是说，到底是些什么样的综合因素，才会使一批绝大多数还是莘莘学子的年轻人，变成了网上网下怒不可遏的“愤青”呢？

    一次次的涉华外交冲突事件，当然是“愤青”怒潮澎湃宣泄的直接诱因和导火索；但是，这也只是表面浅层原因。真正给中国80后、90后等“新生代”营造了共同的失望、郁闷和愤怒情绪的，是中西方政治文化交往中无处不在的认知逆差，以及由此在青年人中激起的巨大心理期待落差。

    什么是“认知逆差”呢？如同贸易逆差一样，中国一般知识阶层对于外部世界的整体了解，与外部世界特别是西方世界对于中国的认知程度上，存在着巨大的落差。

    一方面，从上世纪80年代担心中国被“开除球籍”开始，到互联网出现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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