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五章

    由于那条性感的狮子狗没有死，所以那个女人也就没有上诉。她似乎并不计较自己的脸挨揍，或者她和她的丈夫都不把这件事记在心里。她甚至还有不打不相识的心理，因此竟然给奥萨诺寄来了一封表示友好的便函，敞开了希望交往的大门。奥萨诺看完便函后发出一声怪叫，随手就把它扔进了废纸篓。“你为什么不让她试试？”我问他“也许她是个有趣的人物呢？”

    “我并不喜欢殴打妇女。”奥萨诺说“是那条母狗主动要求我把她当做拳击练习袋来打的。”

    “她可能成为第二个文蒂。”我说。我知道尽管他们离婚多年，尽管她总是惹他发怒，但是文蒂对他还是有吸引力。

    “天啊，那正是我需要的！”奥萨诺说完后忍不住笑了，他明白我的意思。也许殴打妇女并不十分使他感到难堪，他倒是想证明我关于文蒂和他之间关系的想法错了。

    “文蒂是唯一促使我打她的妻子，”他说“我其他的前妻都和我最好的朋友私通，她们全是明目张胆地偷我的钱，又都成功地迫使我付给她们扶养费，还到处乱造我的谣，但我从来不打她们，因为我不觉得她们讨厌，我和这几个前妻都能维持友好关系，然而那个风骚的婆娘文蒂却是一件艺术品，非要独树一帜不可，如果我还保持着和她的婚姻关系，肯定会宰了她。”

    奥萨诺差点勒死一条狮子狗的丑闻在纽约文学界广为流传，他不能不担心因此会大大影响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机会。“那些无聊的斯堪的那维亚人爱狗。”他开始惴惴不安了，于是通过写信给所有的朋友以及专业上的熟人，大力开展争取诺贝尔文学奖的积极运动，又不断地对刊登在评论杂志上的最重要的文艺作品发表评论文章，还加上一连串的文学论文。我总认为这些论文狗屁不通。有好多次，我看见他在他的办公室里写他那本伟大的小说，这是他唯一用普通书法书写的作品，全部疾书在有黄色横线的稿纸上。他的其他文章则都是坐着转椅，从那部放在堆满书的办公桌上的打字机里用两只手指敲出来的。即使仅用两只手指，他也是我所见到过的最快的打字员，打起字来的声音就像是在开机关枪。他就是这样打出了美国伟大小说的定义；解释了英国现代除间谍、侦探小说再无法产生不朽文学作品的原因；发表了大量的批评文章，对那些有可能成为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竞争对手，诸如佛克纳、梅勒、斯泰龙、琼斯等作家的最新作品或全部作品笔伐。他的评论出色，语言老到，往往令读者信服。通过发表这类文章，他剔除对手，为自己获奖扫清道路，唯一的麻烦是当人们探讨他自己的作品时，会发现他只有20年前发表的两部小说能够使他享有文学界的名望，而其余的小说以及其他的作品都不怎么样。

    事实上在过去的十年里，他的确失去了不少以往的辉煌和文学方面的声誉——他发表了太多没有经过深思熟虑的作品，而且通过高压手段写书评，树敌太多。即使是他在写文章吹捧文艺巨头的时候，他也是不分尊卑，老是把自己和他们相提并论（例如在介绍爱因斯坦的文章中就有一半是在吹捧他自己），也就是说，他在自己吹捧的人中间也树敌。他发表论文说19世纪的法国文学和英国文学的巨大差别在于法国作家涉及很多性爱而英国作家却没有，这种观点引起了轩然大波，连我们评论社的读者也感到义愤填膺。

    最糟糕的还是他个人行为不检点，丑闻层出不穷。我们评论社的出版商已经得知他在飞机上的事件，这件事也成了闲谈栏目的笑料。他在加利福尼亚学院开巡回讲座时，认识了一位19岁的学文学的“爱读书的”女学生。该生与其说是个爱读书的人，还不如说她像体育界的拉拉队长或是影视界的小明星，他把她带到纽约，同居了六个月。在这段时间里，他带着她出席所有的文学派对。奥萨诺年约55岁，虽然还不太老，但也大腹便便，谁看见他们在一起都会觉得不顺眼，特别是当奥萨诺喝得烂醉如泥，而她必须把他弄回家时，更是如此。还有甚者，奥萨诺在办公室工作时也喝酒，此外，他还瞒着他那19岁的女朋友去和一个刚出版了一本畅销书的40岁的女作家胡搞。她那本书其实并不真的那么好，全靠了奥萨诺在书刊评论杂志上写了一篇整整一版的赞美文章，称她为美国未来的伟大的文学家。

    我最讨厌他所做的一件事就是当别人请他吹捧书时，他总是有求必应。你会发现明明是本平庸的小说，上面却印有奥萨诺的评语：“自从斯泰龙的在黑暗中躺倒问世以来，这是一部南方最佳的小说。”或者印有：“这是一本令人震惊的书，它肯定会让你出乎意料。”这种含糊不清的评语，是在两面讨好：既帮了朋友的忙，又暗中警告了读者。

    他的健康状况一天天坏下去已经显而易见。我以为他有可能发疯，只是拿不准他将会从哪里开始垮。他的脸虚胖，透出不健康的征兆；他的绿眼睛混浊，闪着不正常的光芒；他走路时脚步不稳，有点跛，或者说有时有点向左跛。我为他担心，因为尽管我不赞成他的作品，不赞成他为了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而拼命写作，不赞成他企图和一切与他打交道的女人发生性关系的好色行为，我对他还是有感情的。他经常和我谈论我正在写的那本小说，鼓励我，给我出主意。虽然他自己债台高筑，又要为了扶养五个前妻和八九个孩子而花钱如流水，还主动要借钱给我。

    看到他能够在短期内出版大量的作品，尽管都不够完美，我也不禁肃然起敬。他总是在一家，有时两三家月刊发表文章；每年他都出版一本令出版商认为与热门话题有关的非小说类的书；他为注评搞编辑工作，每周为它写一篇很长的论文；他还为电影公司写稿他虽然挣很多的钱，但仍然分文不名。我知道他已经欠下一屁股的债，而且不但借钱，还预支尚未写的书款。我提醒他这样做无异于在自己的脚下挖一个无底深洞，但他总是不耐烦地挥挥手，根本听不进去。

    “我手中有救急用的王牌，”他自负地说“我那本杰作快完成了，也许再过一年就行了，到那时我就又会富起来的。到时候一定可以去斯堪的纳维亚半岛领诺贝尔文学奖，还是想想那些高大的可供我们消受的金发女郎吧！”他总是把我当做陪他一起去领奖的人。

    有一次，他问我对他写的文学论文的总看法，导致了我们之间认识以来最激烈的一场争执。每当我用一句老话说我只不过是个说书人来做托词，就肯定会激怒他。我经常对他说：“你是个有神圣灵感的艺术家，是个真正的知识分子，有超人的智慧，可以就现代文学的100个不同的课题发表惊人的见解，而我只不过是个打劫保险柜的人，只会把耳朵紧贴着柜壁，等待听到锁栓落入开关位置的声音。”

    “别提你那关于打劫保险柜的废话了，”奥萨诺说“你在逃避我。你是个有主见的人，一个真正的小说家，但是你仅仅满足于当一个魔法师，一个骗子，一个可以控制一切的人——控制自己的写作内容，控制自己的生活，躲过一切陷阱。这就是你做人的准则。”

    “你对魔法师的看法不对，”我很认真地说“魔法师只玩魔法，除此别无其他。”

    “那你认为这样就足够了？”奥萨诺问我时，脸上闪过一丝忧伤的微笑。

    “对我来说已经足够了。”我回答他。

    奥萨诺点点头，又问：“你知道吗？我曾经是个大魔法师，你看过我的第一本书，书里讲的全是魔法，对吗？”

    我很高兴能够同意他的这一说法，我很喜欢那本书。“是纯魔法！”我兴奋地说。

    “但它对我来说还远远不够。”奥萨诺说。

    我心里想，这对你来说应该是太不幸了。他似乎看透了我的心思，说道：“不，你心里不是这么想的。我也不会再这么写了，因为我不想这么写，也可以说我不能这么写了。那本书出版后，我就再也不是魔法师了，我成了一名作家。”

    我无动于衷地耸耸肩。奥萨诺看到了并且说：“我的生活乱了套，这点你也看到了。我很羡慕你过的日子，一切都在你的掌握之中。你不酗酒，不抽烟，不追逐女人，你生活中的乐趣就只是从事写作，偶尔赌一赌。你是个真正的好爸爸，好丈夫。墨林，你是一个不耀眼的魔法师，一个非常安全的魔法师——安全的生活和安全的书本，你已经把绝望驱赶得无影无踪。”

    他在生我的气，自以为已经点到了问题的要害，却不知道这完全是一派胡言乱语，幸亏我并不在乎，这也说明我的魔法还行得通。他所能看到的仅此而已，这对我来说也就够了。他认为我掌握着自己的命运，认为我从未受过苦，也不允许自己受苦，认为我没有尝过寂寞的滋味，而他则是被寂寞残忍地驱使去追求无数个女人，去借酒浇愁，去吸食可卡因。可悲的是他没有认识到关键的两点：他自诩为受苦之人，其实只不过是在发狂，在自寻烦恼，而不是被苦难煎熬；另外，世界上哪个人没受过苦？谁都尝过寂寞的苦涩，只要能从痛苦中吸取有益的教训，受苦其实也没有什么大不了。事实上，人生本身也没有什么大不了，更不用说他的那些什么文学。

    有一天，我突然从一个出乎意料的来源获得了一个令我心烦的消息。

    那天，我正在评论社上班，接到了阿迪的妻子活打来的电话，她说有重要的事情和我单独谈，要我在阿迪不在场的情况下去见见她，还问我能否马上就去。我心里打了个愣，马上忧郁地联想到阿迪的健康问题——他近来身体虚弱，常常露出倦容，那小个子的英俊外表总是明显地现出已经不堪负荷的样子。我紧张地要求她立刻在电话里告诉我他到底出了什么事，但是她不肯，只说他身体没有什么病，没有不治之症那类的医学报告单，是她和阿迪两个人的问题，她需要我的帮助。

    我立刻自私地松了一口气，很显然是她而不是阿迪有问题。尽管这样，我还是提早下班开车到她家去见她。阿迪住在长岛的北岸，我则住在南岸，所以我们两家的距离并不算远。我估计听她讲完了以后仍可以赶回家去吃晚饭，最多稍为迟一点，我就没有打电话给维丽。

    我喜欢到阿迪家串门。他有五个孩子，他们都有许多小朋友经常到家里来玩，潘从来都不介意这些孩子来游戏，还为他们准备了好几罐曲奇饼和大量牛奶。我来到时，只见他们有的在看电视，有的在草地上玩耍。我和阿迪的几个孩子互相打了招呼，潘把我领到那个有一扇巨大凸窗的厨房里。她已经煮好了咖啡，给我倒了一杯之后，就低着头沉思了一会儿，然后突然抬起头来，望着我说：“阿迪有个女朋友！”

    尽管她已是五个孩子的母亲，依然显得年轻，身段高挑苗条。她生孩子以前曾显得太瘦，现在恰到好处，配上一张性感的脸，带着圣母玛丽亚的神态，十分动人。她是中西部人，父亲是一家小银行的行长。她和阿迪是在大学时认识的。她家三代人生孩子的个人纪录都没有超过两个，而她却生了五胎。在她父母眼中，她简直成了英勇的壮士，他们无法理解她为什么要生这么多，我则清楚个中根源。有一次，阿迪见我对此事好奇，曾开玩笑说：“别看她长着圣母玛丽亚似的面孔，她可是长岛上最好色的妻子中的一个，这对我很合适。”如果是别的丈夫这样说自己的妻子，我会感到很气愤的。

    “你真幸运。”我只是冷冷地对他说。

    “可不是，”阿迪笑笑“我认为她这样做是因为对我在孤儿院里度过童年而感到难过，她时时刻刻都不想让我有孤独感，这就是她愿意生一群孩子的原因。”

    “你真是太幸运了！”对此我不能不感慨万分。

    现在潘居然这样指控他，我心里很不高兴。我了解阿迪，他是绝对不可能对妻子不忠的，也绝对不会做任何事去危害自己亲手建立起来的家，危害这个给他带来幸福的家。

    潘那高挑的身子佝偻着，虽然泪水在眼眶里打转，仍紧紧盯着我的脸，她知道如果阿迪有婚外恋，他唯一会告诉的人就是我，她希望我的脸部表情会把她丈夫的秘密泄露出来。

    “这不可能是真的。”我说“追求阿迪的女人有的是，但他向来讨厌这种事，他是世界上最老实的人。你知道我不是个设法为哥哥遮掩的弟弟，我从来不说他的坏话，但也绝对不为他护短。”

    “这个我知道，”潘说“可是近来他每周至少有三次很晚才回家，昨天晚上他的衬衣上有口红。还有，他老是在我上床后打电话，深更半夜的，他是给你打的吗？”

    “不是。”我说。现在我开始觉得有些不对劲了，这回莫非是真的？打死我也难以相信会出这种事，必须赶快找出事实真相。

    “他现在花钱比过去多得多”潘说着说着终于忍不住哭出声来。

    我问她：“今天他回来吃晚饭吗？”潘点点头。我拿起厨房的电话打给维丽，告诉她今晚我在阿迪家吃饭。我经常会因为想见阿迪而跑去他家吃饭，维丽早就习惯了，所以什么都没问。我放下电话才问潘：“多我一个人吃饭，行吗？”

    她微笑着点点头说：“当然行啦！”

    “我到火车站去接他，”我说“在晚饭前，我们会把这件事情弄清楚的。”我还略带夸张地补充一句：“我哥哥是清白的！”

    “那当然最好了。”潘微笑着说。

    我在车站等候火车的到达，这会儿已是黄昏时分。我心中为阿迪和潘难过，只是伤感中又夹杂有沾沾自喜的成分——以前都是阿迪帮我渡难关，现在终于轮到我来帮他了。尽管有这些明显的证据：衬衣上的口红，很晚回家还半夜打电话，额外的多花钱等等，我还是认为阿迪基本上是清白的，最糟的情况也只会是某个少女的死活纠缠，以致造成他的堡垒被攻破一个缺口，即使是这样，我仍然无法相信他的不忠。阿迪对女性有如此的吸引力是我望尘莫及的，对于这一点，我一向都很嫉妒，现在倒多了一层可怜他的感情，为此还引发了我一个感慨：形象丑陋也不完全是一件坏事。

    阿迪下火车后见到我时，并不显得吃惊，这种我没有事先约好就去看他，还去车站接他的事我以前已干过好多次。我每次这样做都很有点自鸣得意，因为他总是很高兴见到我在等他。今天我仔细观察他，发现他不像以往见到我时那么高兴。

    “你来这里到底要干什么？”他问我，但还是微笑着和我拥抱。作为一个男人来说，他的微笑很甜蜜，很特别，他从童年时代起就这么微笑了，一直都没有改变过。

    “我是来帮你渡过难关的，”我兴高采烈地对他说“潘终于抓住你的把柄了。”

    他笑出声来说：“天啊，又是老调重弹。”潘的嫉妒一向是我们之间的笑料。

    “是的，”我说“很晚才回家，半夜打电话，最有力的证据就是你衬衣上的口红。”我这时的心情很轻松，因为和阿迪一交谈，我就已经明白这是一场误会。

    但是阿迪突然在火车站的一条长凳上坐了下来，他的脸上露出倦容。我站在他身旁，心里开始觉得不对劲。阿迪抬起头来望着我，我看见他脸上带有一种奇异的可怜的神情。

    “别担心，”我安慰他说“我会把事情平息下去的。”

    他试图微笑，说：“魔法师墨林，你最好还是把魔帽戴上，至少先坐下来。”他点燃了一支烟，随着年龄的增长，他的烟瘾也越来越大了。我在他身边坐下来，心里暗暗思忖这回可是真的糟了，同时开始绞尽脑汁设想如何在他和潘之间充当和事佬。有一点可以肯定，我既不想对她撒谎，也不想让阿迪对她撒谎。

    “我并没有对潘不忠，”阿迪说“我想对你说的仅此而已。”

    我完全相信他的话，他从来不对我说谎，所以我立刻舒了一口气对他说：“我相信你，但你应该把事情的真相告诉潘，要不然她都快气疯了，她是在我上班的时候打电话给我的。”

    “如果要告诉潘，我就得先告诉你，”阿迪说“这可是你最不想听的。”

    “那么就先告诉我吧，”我说“这又有什么区别呢？你对我从来都是有话必说，说了又有什么关系？”

    阿迪把烟头扔到石块和水泥砌成的站台上，说了一声“好吧”然后就把手放在我的手臂上。我突然有一种不祥的预感，我们小时候相依为命，每当他要安慰我的时候，总是先做这一个动作。

    “你先听我把话说完，别打岔。”他说。

    “好的。”我说，忽然感到脸上发烧，我无法估计他将会说出些什么话来。

    “最近几年来我一直在设法寻找我们的妈妈，”阿迪说“她是谁？在哪里？我们是哪里人？这些问题一直苦苦缠着我，一个月前我终于找到了她。”

    我一下子站起来，从他手中把手臂抽回来。阿迪也站起来，想再次抓住我的手臂，一边继续说：“她是个酒鬼，经常涂口红，样子还相当漂亮，但是她独身一人，很想见到你，她说她忍不住”

    我打断他的话，恨恨地说：“别说了，我不想听！你想怎么干就怎么干，我可是死也不会去见她的！”

    “喂，话可不能这么说”阿迪说着试图再次拉住我，但我挣脱了走到汽车旁边。阿迪随着我走过来，我们上了车，我开车送他回家。这时我已经控制住自己的情绪，并且看到阿迪很沮丧，于是我对他说：“你最好把事情的真相告诉潘。”

    阿迪说：“我会说的。”

    我在他家房前的汽车道上停了车。“你不进来吃晚饭了吗？”阿迪问我，他站在敞开的车窗边，再次把手放在我的手臂上。“不了。”我回答他。

    我目送着他走进屋里去，看他边走边把仍在草地上玩耍的孩子们召唤过去，和他们一起走进屋子，然后我才缓慢地、小心翼翼地把车开走。看到别人变得焦虑不安时，我就会努力把自己克制得更加冷静。

    回到家，从维丽的脸部表情就可以看出她已经知道所发生的一切。孩子们已经上床，她把晚饭留在厨房的餐桌上。我吃完饭后，她走到炉边，用手抚摸着我的后脑勺和颈部，然后在我的对面坐下来喝咖啡，等待着我谈到那个话题。我还没开口，她忽然又想起一件事，说：“潘要你打电话给她。”

    我打电话给潘，她主要是因为把我弄得不愉快而表示歉意。我告诉她这没什么，顺便问她得知真相后心里的感觉是否好多了。她大笑着说：“天啊，我倒是情愿牵涉到他有女友的事。”潘的心情又开朗了，现在我们的位置反而倒过来了：今天早些时候是我同情她，在设法营救她这个濒于险境的人，而现在则是她来帮我渡过目前的情感险关了。她似乎觉得不公平，因此表示歉意，我告诉她别为我担心。

    潘在进一步说下去的时候变得有点口吃起来：“墨林，关于你妈妈的事——你不是真的不愿意去见她吧？”

    “阿迪相信我的话吗？”我问她。

    “他说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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