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平凹的和王小波的

传达作者的思想，但是，将小说人物等同于作者无疑是不懂文艺的蠢人。所以，作品一旦成型，我们就只能评判作品本身，没有资格去和小说作者纠缠。

    这本书被称为“现代金瓶梅”它反映了90年代知识分子的迷茫、困顿和颓废，反映了知识分子对社会巨变的无所适从，以庄之蝶为代表的一类知识分子，以沉迷性爱寻求自身的超脱。我认为这是废都这本小说的突出贡献。小说家不是道德家，没有必要在作品中作价值判断。价值判断是读者的事情，读者有必要对任何作品以批判的眼光来阅读，但这种阅读只针对作品以及作品中的人物。如果把作品等同于作者，把作品中人物的价值观等同于作家的价值观，这显然有失公平。如果不分青红皂白把作家和其作品等同起来，只能是扼杀了作家的创造力，只能使文学陷入政治的附庸，产生“高大全”那样的应景作品，反而失了文学的真。

    所以，我对贾平凹的这本作品是支持的，赞叹它深广的社会内容，特别是对变革中的知识分子的心理状态的真实反映。它超强的遇见性更是得到了当下社会的印证。

    知识分子应该是社会文化的精英，但是，既然社会产生不了精英，我们应该反思的不是知识分子，而是这个社会。如何去实现社会的变革，才是我们的当务之急，而不应该去非难知识分子，这是舍本逐末，避重就轻，是政治妄图推脱责任。

    三、王小波的爱

    喜欢王小波的黄金时代，喜欢王二和陈清扬的那段情。一开始，陈清扬要王二证明她不是破鞋，但王二不能证明。不能证明只能无奈，不陷入无奈和软弱无力状态的唯一的办法就是证明自己是破鞋，那时别人再说自己是破鞋那就坦然受之。于是，王二就和陈清扬搞起了破鞋，这下，那些人反而不再提破鞋的事了。陈清扬和王二为了实践他们的“伟大友谊”一次次地以性爱作为对抗“文革”那个疯狂时代的武器，一次次地被捆绑起来站在台上接受群众的批判，一次次地被关在屋子里一遍遍地写交代材料。当陈清扬写了最后一份材料交给领导后，领导就再也没有把他们的男女问题拿来批判了。多年后，王二遇到陈清扬，问她写了什么，她说，她交代了自己爱上了王二的事实。因为爱，批判的人也丧失了继续下去的乐趣了。

    同样是写性爱，比起贾平凹，我更喜欢小波。这倒不是我认为王小波要比贾平凹要高明些。我觉得他们是没有高下之分的，题材决定了他们的各自不同的成就。对于颓靡的知识分子，要写他们如何超脱那只是浪漫主义，所以，假如贾平凹写的那些古城的文化界状态是真实的话，我相信他只能那样写，如果写出纯爱，反而让人觉得虚假。只是，他的角度的确特别，他试验性地突破了主流文化的禁区。王小波写性爱相对来说更直率，勃起就是勃起，没有必要遮掩，而在性爱之外，更多了友谊，最后还冒出了“革命时期的爱情”应该说更有正面引导的意味。如果非要把文学的道义强加在文学上，似乎小波的确要高明些。就是这样高明的作品，一开始也不能在大陆印刷出版，被一些人批判为格调低下。

    四、结语

    社会不断进步，思想进一步解放，现在，两位作家的作品都得到了承认。到了最后，我还想反问自己，他们之间，真的有高下之分吗？我的回答是，作品描写的内容决定了一切。我们讨论作品，其实更应该侧重于当时的社会背景。从这点上来说，他们之间没有高下之分，关键是我们如何鉴赏的问题。只要读者有自己的立场，文学是可以作为一个研究社会的范本的。文学，不是单向的传导，而是一个对话和辩驳的双向互动，见仁见智在所难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