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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风尚（第10页）

比如顾恺之和王献之。

顾恺之是画家，王献之是书法家，但他们最喜欢的都是会稽郡山阴县（今浙江绍兴）一带的山山水水。

顾恺之的描述是：千岩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蒙笼其上，若云兴霞蔚。

王献之的说法则是：从山阴道上行，山川自相映发，使人应接不暇。

若秋冬之际，尤难为怀。

两位都是艺术家，感受当然敏锐，不过这种感受能力却未必没有普遍性。

有一位僧人从建康回会稽路过吴中遇到下雪，事后对当时情景的描述便同样富有诗意：郊邑还在纷纷扬扬，山林却是一片洁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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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样的文字，任何解释都会显得多余。

要说的仅仅是：这已经完全不同于之前《诗经》和《楚辞》对风景的描写。

在那里，自然和自然现象只不过是人物或故事的背景。

在这里，却是独立和纯粹的审美对象。

同样，魏晋人眼中的自然界，也不再是孔夫子那里的道德象征、董仲舒那里的政治筹码。

它跟现实生活中的人物一样可以观赏和品评，只不过也许更漂亮。

天人依然合一，然而意味不同。

这是中华文明史上的一大转折，人与自然的关系从道德和政治的一变而为审美的，由此产生的文明成果则是山水画和山水诗。

尽管它们要到隋唐以后才蔚为大观，但东晋却无疑在观念上开启了先河。

转变并不奇怪，因为魏晋是一个唯美的时代，而最漂亮的活法则莫过于自然。

事实上魏晋人热爱自然界，就因为它自然。

自然在汉语中，原本就是“天然如此，无须人为”

的意思。

能做到这一点的，则非自然界莫属。

所以日本人用“自然”

来翻译nature，也很自然。

然而正如中国的山水画不能理解为西方的风景画，魏晋对自然的发现也与科学无关。

在人们眼里，自然界仍然是人类社会的一部分，是有意志力和人情味的。

因此，当他们不再将自然界道德化和政治化以后，发展起来的便是自然科学以外的两种精神文明。

这就是哲学和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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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的哲学是玄学，玄学的表现是清谈。

清谈和唯美是当时的两大风尚，东晋四大执政王导、庾亮、桓温、谢安，还有前面提到的漂亮人物比如夏侯玄，也都同时是清谈家。

璧人儿卫玠更不但被看死，还差点被谈死。

卫玠是在西晋战乱时陪着母亲南下的。

他先到了江夏（今湖北武汉），后到了豫章（今江西南昌），最后被看死在建康（今江苏南京）。

实际上他在被围观前就已经大病一场，原因则是遇到了谢鲲。

被顾恺之画在岩石里的谢鲲是野心家王敦的属下。

当时王敦镇守豫章，卫玠前去拜访，与谢鲲一见如故。

结果卫玠居然置主人王敦于不顾，跟谢鲲大谈玄学，一连几天通宵达旦，终于一病不起，无可救药。